论UCP500下开证行的有效拒付/贾浩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8 23:12:05 浏览: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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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UCP500下开证行的有效拒付
贾 浩
鉴于笔者在处理国际跟单信用证实务中屡屡发现一些银行,甚至是一些国际知名银行不能够完全按照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以下简称UCP500）中第十四条（C）（D）款进行操作,从而将自己置于拒付无效而被迫承担信用证项下付款责任的尴尬的危险境地,试通过本文全面诠释UCP500第十四条款中的要点及注意事项，以期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
UCP500第十四条(E)款就开证行及/或保兑行被排除拒付的权利已做了明确的阐述,即”PRECLUSION”原则。这种针对开证行的严格的“PRECLUSION”原则正是对针对受益人适用严格一致原则（STRICT COMPLIANCE STANDARD）的一种互补。（Toyota Tsusho Corp. v. Comerica Bank 929 F. Supp. 1065 (E.D. Mich. 1996) )。体现出信用证法律中的公平原则。这样，开证行即使持有有效的拒付理由，如果不能严格按照UCP500第十四条的规定提交拒付通知，仍然拒付无效，将承担信用证项下的付款责任。下文就各要点分述如下：
一、 构成拒付通知的“三要素”
1、 要有拒付的意思表示
UCP500 ART14（D）中表述为“…IT MUST GIVE NOTICE TO THAT EFFECT…”，即要求拒付通知中必须出现拒付的意思表示。
在Voest-Alpine Trading USA Corp. v. Bank of China（N.Y.L.J., 13 June 1997, at 25 (N.Y. Sup. Ct. 1997)）案中 ，国际金融服务协会（IFSA）作为AMICUR CURIAE在其法律意见中阐述道，尽管目前没有正式的要求，但通过把标题作成“NOTICE OF REFUSAL”或用明确的文字来表明单据被拒付是一种较好的实务操作。明确的文字表示可以是“REFUSE THE DOCUMENTS”或“DOCUMENTS NOT ACCEPTABLE”等等。而拒付通知中仅列明不符点并说明单据已代为保管听候处理，在国际银行标准实务中也可算作表明了拒付之意，符合了UCP第十四条（D）款的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此时再加上“我行正联系申请人对不符点予以接受（WE ARE CONTACTING APPLICANT FOR ACCEPTANCE OF THE RELATIVE DISCREPANCIES）”则会导致拒付的意思表示不清。因为根据第十四条（C）款，这句暗含了开证行已发现不符点并选择了联系申请人让其接受不符点的意思，这样一来，该通知将不能构成拒付通知而只能理解为一种情况报告（STATUS REPORT）。因而,该案中美国一审和上诉法院都裁定，开证行在其拒付电中因为没有拒付的明确意思表示,同时又包含”正联系申请人接受不符点”这样的文字,从而不能构成拒付通知,拒付无效。
同样，在Bombay Industries Inc. v. Bank of New York（N.Y.L.J., 13 June 1997, at 25 (N.Y. Sup. Ct. 1997)）案中法院也指出一面声称列出不符点的通知即为拒付通知，一面表示正寻求申请人对不符点的接受，是一种不一致的行为。
然而，在ICC CHINA银行委员会意见汇编1998-2003中R027的分析与结论中，我国委员会却认为这样的拒付通知能构成有效拒付，理由是UCP500第十四条（D）款关于要求拒付通知要有拒付的意思表示的规定，并未要求必须明示拒付，默示拒付也可接受。另外，开证行依照UCP第十四条（C）款联系申请人放弃不符点，并在拒付通知中提及该行为，只能表明在申请人同意接受不符点且受益人也同意的情况下开证行仍有付款的可能，而并不表示开证行当时没有拒付的意思。但在另一案件R034中我国委员会又有如下分析与结论：“信用证拒付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一般法律原则，民事法律行为必须以明示的方式作出，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否则，不能以默示或推定为意思表示。信用证的拒付并没有法律规定可以默示的方式作出，也没有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推定为拒付，因此，只能在开证行明确自己拒付的情况下，才能认为拒付发生效力。” 这似乎与前论有自相矛盾之嫌。
笔者则更倾向于国际金融服务协会（IFSA）在Voest-Alpine Trading USA Corp. v. Bank of China案中作为AMICUR CURIAE的法律证言和该案中法院的观点。因为在国际商会“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Waiver of Discrepancies and Notice under UCP 500（Document 470/952rev2）”中所描述的规范程序中，
开证行寻求申请人接受不符点这一行为步骤（如需要）是应在其发出拒付通知之前完成的，而在其通知中声称正在寻求申请人同意接受不符点，同时又无明确的拒付的意思表示，很容易会使一个按照规范标准程序办理业务的银行人员以为开证行正处于发现了不符点，正联系申请人给予接受这样一个阶段，而没有进行拒付，其通知只不过是一份情况报告而已。
而对出现“我行已联系过申请人同意接受不符点（WE HAVE/HAD CONTACTED APPLICANT FOR THEIR ACCEPTANCE）”这样的字句，只是强调了为促进贸易双方解决纠纷已作出接洽申请人的努力，已依照UCP500第十四条（C）款作出过行为，而不是表示“正在寻求申请人同意接受不符点或正在等待申请人同意”这样的意思，就不会和国际商会提出的标准规范程序不一致，也就不会导致歧义。
在PT Adaro Indonesia v. Rabobank2002-3 SLR 258; 2002 SLR LEXIS 80 [Singapore]案中，新加坡法院对“开证行接洽申请人的行为”的判断上的把握似乎过了头，开证行的拒付通知表明为“Advice of Refusal”，列出了具体的不符点，并指出这些不符点“constitutes our refusal of documents”，也声称了“Meanwhile documents are held at your risks”，只是因为又加了一句“Nevertheless, we have referred the above matter to the applicant and await their response of acceptance of discrepancy/ies or otherwise.”，而被法院认为拒付无效。但是，不管法院的判决是否正确，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发现，银行拒付通知的措辞应当非常严谨，严格按照UCP500第十四条的规定，否则，将会产生极大的风险。
另外，开证行必须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拒付。笔者在实务中时有发现一些银行的SWIFT MT799格式的拒付电中仅声明“申请人拒付单据(DOCUMENTS REFUSED BY APPLICANT)”，这显然不符合开证行对拒付行使自行决断权的原则。ICCCR034中我国委员会的分析与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由上可知，在实务操作中，拒付通知中最好有明确的拒付字样（如WE REFUSE THE DOCUMENTS），也可使用SWIFT MT734拒付标准电文，最好不要出现“正联系申请人对不符点予以接受”等类似字句，以避免引生歧义，因为任何偏离UCP500第十四条的不规范的做法都会导致拒付无效的风险。
2、 一次全部列出不符点，不符点必须明确
UCP500第十四条（D）（II）款规定“拒付通知必须说明银行凭以拒绝接受单据的全部不符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不符点的提出必须一次性提出，以后即使再发现有其他的有效不符点，也已无权提出。
第二，拒付通知必须列出不符点。银行只说明拒绝接受单据而未列出具体不符点，该行则违反了UCP500第十四条（D）款（ICC R332）。
第三，列出的不符点必须明确。
Toyota Tsusho Corp. v. Comerica Bank（929 F. Supp. 1065 (E.D. Mich. 1996)）案中，法院认为拒付通知必须清楚地传达拒绝接受单据的理由，并且指出问题单据及其中具体的不符的地方。该案中受益人在一份证下一次提交了四份单据，开证行的拒付通知中只说明“申请人因迟装而拒付（ APPLICANT HAS REJECTED DOCUMENTS DUE TO LATE SHIPMENT）”，而未能指明哪套单据，因而被法院裁定为无效拒付。
DOCDEX专家组在一件关于UCP500 Sub Article 28(a)(iii)的纠纷裁定中认为
不符点“Rail waybill showing unauthenticated correction/insertion”没有具体地指明铁路运单何处的更正未被证实，因而为无效不符点。
Hamilton Bank, N.A. v. Kookmin Bank（98 Civ. 2162 (LAK), 1999 U.S. Dist. LEXIS 6073 (S.D.N.Y. 28 April 1999) [U.S.A.]）案中开证行在其拒付通知中将拒付理由描述为“because presentment was no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dit.”显然不符合具体明确的要求，因而被法院判为无效拒付。
某开证行拒付电中的措辞为THE DESCRIPTION OF GOODS DIFFER FROML/C STATED（货物描述与信用证规定不一致）。韩国法院认为，UCP500第十四条之所以对拒付通知的操作予以规范，其目的是为了给寄单者在有效期限内更正单据的机会。一个拒付通知正确与否，应以是否能使寄单者立即判断能否更正不符点为判断尺度。该拒付电对不符点的提法指出程度不足，拒付无效。（阎之大 《UCP500解读与例解》P100）
当然，要求不符点明确也不能走极端，只要在标准国际信用证实务中能被辨认即可。因为银行往往使用简略的表达方式，如果都让律师来撰写拒付通知，业务就无法进行了。
然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修订后的美国商典（UCC）SECTION 5-108（D）明确规定“当拒付原因是欺诈，伪造，信用证过期时，未在拒付通知中列明这些原因，不能使开证人丧失以此拒付的权利（Failure to give the notice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b) or to mention fraud, forgery, or expiration in the notice does not preclude the issuer from asserting as a basis for dishonor…）”。ISP98（国际备用证惯例）5.04规定“没有发出关于提示是在到期日后作出的通知，并不影响因此而拒付（FAILURE TO GIVE NOTICE THAT A PRESENTATION WAS MADE AFTER THE EXPIRATION DATE DOES NOT PRECLUDE DISHONOR FOR THAT REASON）”。信用证过期不需要在拒付电中通知，因为严格讲，信用证过期不是一个按照ISP5.03中规定不列明就不能因此拒付的不符点。（The Official Commentar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by Practice by James E. Byrne）。应该同样适用于UCP500，开证行不需要列出信用证过期作为不符点，未列明，开证行不会失去以此拒付的权利。（Todi Exports v. Amrav Sportswear Inc. No. 95 Civ. 6701 (BSJ), 1997 U.S. Dist. LEXIS 1425 (S.D.N.Y. 1997) ）。
3、 表明单据已代为保管听候处理，或已退给交单人（STATE IT IS HOLDING THE DOCUMENTS AT THE DISPOSAL OF ，OR IS RETUNING THEM TO THE PRESENTER）
在拒付通知中，并不是仅仅出现了“表明单据已代为保管听候处理”这样的类似文字就符合了UCP500第十四条（D）（II）款的要求，而是还要能从整个拒付通知中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否则，仍不能构成有效拒付。
Credit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 v. China Merchants Bank[2002] EWHC 973 (Q.B. Comm. 2002) [England]案便是说明这一要点的典型案例。该案中开证行SWIFT发出如下拒付通知：
“Please be advised that the following discrepancies found:
- Beneficiary’s draft not made in English
- Irregular L/C No shown on P/L
- Original of P/L Cert of Quantity and Cert of Quality not submitted
- Under invoice No 1062 percentage of grade shown on invoice not complied with P/L
We refuse the documents according to Art 14 UCP no 500. Should the disc being accepted by the Applicant, we shall release the docs to them without further notice to you unless yr instructions to the contrary received prior to our payment. Documents held at yr risk for yr disposal.”
议付行抗辩认为此通知不是一个符合UCP500第十四条的拒付通知。法院也认同此观点，理由是由通知中的“Should the disc being accepted by the Applicant, we shall release the docs to them without further notice to you unless yr instructions to the contrary received prior to our payment.”会推导出在申请人接受不符点的情况下，单据将会放给申请人，而不能退给议付行或代为保管听候处理，构成了不正当占有议付行单据的行为（CONVERSION）。因而，法院判定适用“PRECLUSION”原则，该拒付无效。另外，笔者认为上述语句还使开证行自动放弃了自行决断是否拒付的权利，因为开证行声称“SHOULD THE DISC BEING ACCEPTED BY THE APPLICANT，WE SHALL RELEASE THE DOCUS TO THEM…”即只要申请人接受不符点，我行就放单付款，如果万一申请人在同意接受不符点后因破产而不能偿付开证行，且受益人持有申请人已接受不符点的证据（如传真），那么开证行此时就很难再行使其自行决断权而拒绝付款了。
笔者在实务中碰到这样一个案例，一家保兑行在其拒付通知SWIFT MT734的77B 场加了这样一句话“我行经受益人指示，已将单据寄至开证行，要求其付款。”整个拒付电中未出现“单据已代为保管听候处理”或任何类似语句。显然，该行忽略了我行作为寄单行，单据的处置权应在我行，而不在受益人。该行未经我行同意直接寄单至开证行的行径，显然违背了UCP500第十四条（D）（II）款“代寄单人保管单据”的规定。我行以此抗辩，使得该保兑行不得不立即付款。
动植物检疫总所关于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收费问题的补充规定
动植物检疫总所
动植物检疫总所关于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收费问题的补充规定
（动植检计字〔１９９４〕５４号）
各口岸动植物检疫局，省动物、植物检疫所：
依照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格〔1994〕795号文颁布《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收费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费管理办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收费标准》（以下简称《收费标准》）第十三条的规定，就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收费补充规定如下：
一、进境带泥土的废旧物品的消毒处理按以下标准计收：
1．废旧钢铁、电缆等每吨20元，每批最低收费100元。
2．其他废旧物品每吨30元，每批最低收费60元。
二、报检单位注册费及年审费按《收费标准》第十四类第三项计收；报检员办证费每证100元（含工本费），年审费每证20元。
三、《收费标准》第十四类第五项报检单工本费，按每份0．5元计收。
四、以商品进出境的麻袋，按照《收费标准》第六类第二项棉麻类的收费标准计收。病原菌的收费标准按照食用菌种的收费标准计收。
五、船舶总吨位的概念，是指设计运载能力。
六、船舶、车辆动植物检疫申报簿工本费，每本按10元计收。
七、按规定应由货主提供外出检疫交通工具，而由动植物检疫机关自出的，交通费按当地出租车收费标准计收。
八、蜂蜜按货值的2‰计收检疫费。
九、来自疫区或发现有害生物的非应检物的植物性包装物，消毒除虫费按每件3元计收，每批最低收费10元。
十、出口动物产品需要植物检疫证书的，另按商品总值的2‰计收植物检疫费，
每批最低收费60元。
十一、观赏鱼按照《收费标准》第一类第五项鱼虾类相关收费标准计收。
十二、出口活贝类每吨30元计收。
十三、《收费标准》第六类备注所指疫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所列的84种病、虫、杂草和必须处理的其它危险性病、虫、杂草（含超过标准的一般生活害虫）。所加收商品总值1‰的处理监管费由入境口岸动
植物检疫局收取，如调离入境口岸所在地，需在内地处理的，入境口岸局将加收商品总值1‰的处理监管费按进境植物产品分流情况分划给负责处理监管工作的有关内
地口岸局、所。
十四、《收费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所指动物不包括伴侣动物。
十五、《收费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由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对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作熏蒸处理的，收费标准参照当地收费标准制定，并报经当地物价部门批准后，向报检单位或个人收取熏蒸处理费。
十六、我局过去下发的有关动植物检疫收费文件，与《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没有抵触的仍然有效。
各单位要严格执行《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以及本规定，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取标准；也不得随意降低标准收费，减免收费必须事先报请我局批准。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局。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律师参与ADR的思考
顾娟 许建添
【摘要】
ADR 是现代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统称。在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中，ADR以其特殊性和独有的优势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律师具有参与ADR的专业优势，为了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适应现实的需要，应对律师在该机制中的作用予以充分地肯定,并加以完善。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 律师参与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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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的民间纠纷日趋诉讼化，大量诉讼案件让法院不堪负重，传统诉讼程序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促使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应运而生。随着ADR方兴未艾地发展，以ADR为核心内容的纠纷解决的研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法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也引起我国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我国也有非诉讼解决纠纷的传统，拥有现存的各种调解、仲裁制度及丰富的经验，社会主体对这些方式亦有长期的认同和习惯，律师开展这些业务也有一定的传统。但是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ADR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还有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另一方面“过分推崇纠纷解决的权威性与单一性不仅使我们走进诉讼惟一的误区，也使律师囿于传统的诉讼业务，还由于竞争激烈引发了许多不正当行为”。[①]因此有必要认真思考ADR的缺陷与不足，并对症下药地进行改进，才能更好地发挥ADR的作用。
一．ADR的界定——一个不能省略的前提
尽管ADR的发展十分迅速，理论界对ADR一词也已不陌生，但要对ADR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并非易事，可以说，“关于ADR的定义，大概是有多少拥护者就有多少不同的定义”。[②]由于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是一个总括性、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相对难以准确界定。但总的说来，ADR的定义还是可以归纳为以下广义说、狭义说与搁置说。广义说认为，ADR应该包括仲裁、谈判，除法院诉讼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狭义说则认为，ADR是指诉讼和仲裁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即应该把法院诉讼调解、谈判等排除在外。另外搁置说认为：“ADR的范围之争无关紧要”。[③]目前狭义说与搁置说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批评。对于“狭义说”，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主张狭义ADR说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中外仲裁制度实践存在的明显差别。”[④]而对“搁置说”，有学者认为，“ADR范围之争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无关紧要’，而是‘事关宏旨’”。[⑤]相比之下，“广义说”则更为学者所接受，因为“从ADR的本意和发展历史来看，ADR的概念中应该包涵仲裁”。[⑥]尽管有如此多争论，学界普遍对ADR替代诉讼的功能没有异议，因而在现实中并未给ADR的运用带来太大的阻力，况且ADR也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内涵也不断在扩张，所以对于ADR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均呈蓬勃发展之势。就目前来看，世界各国ADR的内容与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但学者大多认为ADR最主要的有调解、仲裁、谈判及其派生形式，[⑦]派生形式主要有早期中立评价、中立专家事实发现、简易陪审团审判、小型审判、聘请法官、调解－仲裁等[⑧]。
笔者认为，ADR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广义说”适应了ADR的发展趋势，间接地揭示了ADR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因而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因此，ADR应当包括仲裁在内。
二.ADR在我国当前发展的局限性
美国前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说：“我们能够提供一种机制，使争议双方在花钱少、精神压力小、比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结果，这就是正义”。因此，诉讼并不是衡量是否能实现正义的唯一标准，只要能在法律范围内有效地解决纠纷，这都是正义的实现。我国当前“诉讼爆炸”的现实危机使纠纷无法得到迅速解决，不仅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给法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为了协调各方利益，更好的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节约诉讼资源，增强诉讼效果，利用多种渠道解决基层纠纷，化解矛盾，ADR同样也是一种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正义的机制。在上海市，委托人民调解的范围将从民事纠纷扩大到轻伤害案件，而且试点地区的工作已经取得调处成功率高、协议履行率高，案件解决成本低、加害人再犯率低的良好效果。[⑨]
西方ADR制度在近几十年的不断发展中吸取了各国丰富的司法经验，其成功实践表明了ADR对解决法律纠纷的普遍适用性。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主要形式的ADR机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已为国民所熟知，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际上也被誉为调解民间纠纷的“美好制度”。但是进入90 年代后， 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首先表现在调节组织和调节纠纷的数量下降。1990年全国有调解委员会102 万个， 到1996 年为100116 万个， 到2000年减至9414 万个。1990 年调解的民间纠纷为740192 万件，1996年减至580122 万件， 至2000 年为50311 万件。其次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所解决的纠纷比例下降: 据司法部人士介绍， 调解与诉讼的比例在20 世纪80年代为10∶1 (最高达17∶1) ， 至2001 年将至1∶1。[⑩]人民调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人民调解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解决纠纷的需要，并逐渐暴露其弱点：主持机构或人员素质低，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当事人双方的实力和能力的差别易导致某些不公平的解决结果；民众的纠纷已经突破原有的家长里短模式，新型的纠纷如房产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人民调解在新的领域中很难适应，难以发挥作用；新型的纠纷模式更加需要法律专业人士介入，以提高纠纷解决的能力以及纠纷解决的合法性；一些律师对ADR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鼓励当事人放弃协商努力，继续诉讼。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能成为阻碍ADR发挥作用的因素。而一旦ADR失败，再次进入诉讼程序，会使纠纷解决的成本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反而给当事人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因此，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也面临着许多质疑和挑战。
三.律师和ADR的相互作用
（一）ADR为律师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当代律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用也越来越突出。ADR 的广泛应用， 使得律师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样不仅可以解决现实中许多律师无法在传统的业务中取得优势竞争地位的困境，而且为其朝多方领域拓展业务提供机会；同时，ADR的成功运用有利于律师综合素质和法律地位的提高。
（二）ADR的发展需要律师的参与
1.当事人在发生纠纷而选择解决方式时，需要在诉与非诉等解决方式之间进行反复权衡和比较，考虑何种方式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些权衡的前提是其熟悉相关法律尤其是程序法律规范，而一般当事人由于不精通或者根本就不了解程序法，因此难以保证其判断和选择的理性与正确。而以诉讼为传统业务的律师，对法律的精通，对诉讼程序的娴熟，使他们面对纠纷有足够的能力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判断和衡量，能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当事人的某种行为进行法律上的预测，从而使律师对于纠纷的评价意见更可能“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反之，如果缺乏律师的参与，就难以促进程序法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潜在功能的有效发挥，更难以实现对于纠纷解决程序选择的理性判断和正确选择。
此外，律师丰富的纠纷解决经验也同样是解决纠纷的必备条件，他能够迅速将法律、习俗、道德、事实等运用职业练就的智慧和审慎巧妙地融合，帮助当事人努力达成纠纷解决的合意和协议，对纠纷解决机制作出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选择，使纠纷彻底得以解决而避免进入诉讼程序。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迷失的律师》中所指出:“不管是作为私人利益的代理人，还是作为国家事务的顾问，律师政治家所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为目标的选择提供建议。正如他以及其他所知道的那样，其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审慎地帮助他的代理人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理想抱负，指导他们在可选择的目标中作出抉择。”[11]
2.律师的参与有利于减轻法院的压力。在律师指导帮助下通过ADR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因为客观存在的所谓“强势当事人”、“弱势当事人”之间差异而导致的正义缺失。当事人愿意积极履行达成的协议或者合意，从而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避免使其再次转入诉讼程序，加剧司法资源有限而诉讼量激增的冲突。
四.律师参与ADR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ADR的发展，ADR专业知识和经验开始在法律职业中推广。在西方国家的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习惯于借重律师的作用，律师在ADR中的态度和作用往往与纠纷解决成败攸关，因此，各国在推行ADR时，通常也大力鼓励律师参与。[12]尽管我国律师有开展ADR业务的实践形式，但是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制约律师拓展ADR 业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
(一)社会观念的问题
在当前的社会思潮中，普遍认为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正式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而不是传统的、非正式机制的利用和发展；需要重视和加强的是公民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实现自身权利的意识，而不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进行交易、达成妥协。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和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片面的法治观，把非诉讼方式作为法治的对立物，力图单纯倡导法律至上、大力提倡通过法律和诉讼实现权利，计划以大量增加法院和律师来解决日益增长的纠纷。在诉讼的增加被作为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提高的标志之时代，ADR的价值自然而然地会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
(二)律师参与ADR缺乏法律规范
我国《律师法》第25条规定，律师可以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聘请，担任法律顾问；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这是我国律师从事ADR实务的法律业务范围的法律依据。但是，仅仅这么一条规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ADR的发展需要。律师如何参与ADR，当事人如何聘请律师参与ADR，律师如何收费，都没有规定，现实中做法也参差不齐。其中较为明显的问题是律师参与ADR的收费问题，如果收费太低，将打击律师参与ADR的积极性，如果收费太高，当事人选择ADR的热情也可能降低。在ADR业务中律师所得到的收入低甚至成为律师对ADR业务积极性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律师也无义务向当事人告知ADR程序，法律也并未规定何时使用ADR，除了劳动纠纷中仲裁是诉讼前置程序外，缺乏特定案件必须先使用ADR程序的规定。在利益的驱使下，律师也不太会建议当事人使用ADR，大大降低ADR的使用率。如果律师参与ADR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反过来将限制ADR的发展。
(三)我国律师的知识结构单一，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ADR 业务领域构成广泛，是一种综合性、专业型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它不仅需要律师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 还要求律师具备其他相关专业知识， 如金融、证券、房地产、知识产权、外语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的律师队伍虽然逐年在扩大，但在他们之间，真正具有综合性知识的人才很少。因此，相当一部分律师只能在诉讼领域开展业务，很难发掘新型的ADR业务。从另一方面看，律师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但ADR处理纠纷的灵活性决定了律师难以具备解决ADR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从实体角度看，ADR使用时未必要遵循既定的实体法，可直接依据社会风俗、习惯等处理纠纷。[13]而这些社会风俗、习惯在法律教科书里是难以学到的，律师如果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参与ADR过程中就无法运用这些社会风俗、习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即使当事人在律师的参与下勉强通过ADR解决了纠纷，其结果与当事人的期望也可能相差一大截距离，当事人也会像“秋菊”一样困惑。[14]
（四）部分律师对ADR的冷淡态度
几十年来，我国律师在诉讼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律师在长期的执业活动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赢得诉讼”作为职业成就标准的习惯。在法治观念的支配下，诉讼制度日益精巧、复杂、繁琐，立法者与司法者在努力充实法律正义内涵的同时却使法律日渐丧失平民化品质，法律与公民的距离越来越大，包括律师在内的专业化法律家阶层形成。因而在诉讼活动中，律师在其与委托人的关系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一切交给我好了”的律师??委托人关系模式也慢慢形成。[15]然而，ADR纠纷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当事人程序参与的强化削弱了律师的主导地位，降低了律师的职业成就感，所以有一部分律师抵触ADR的使用。另一方面，ADR本来的诉讼标的额相对于诉讼来讲都是较低的，而律师从中得到的收入更低，如果一个律师经常从事ADR业务，他的经济收入是很有风险性的。这样，律师参与ADR的积极性就不高。
五．问题的解决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问题，首先从律师角度看，律师必须自觉调整职业成就的衡量标准，正确认识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动从“赢得诉讼”到“解决纠纷”转换。律师还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并善于学习、更新、深化其原有知识，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积累社会各方面的实践经验，以灵活运用ADR高效率解决纠纷。
其次，改革高等教育法学教育体制，应当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弥补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增加ADR课程，对学生进行谈判，调解等方面的专门训练；在律师队伍中培训、选拔调解人、仲裁员；强化律师的继续教育，国家应当设置专门的律师继续教育机构，完善律师继续教育体制，改善律师的知识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律师提出的新要求。
再次，应当在立法上确定ADR中律师的法律地位，规范法律服务领域中的ADR，规定律师必须向当事人告知ADR程序，据此促使律师树立新型的职业成就观，并正确认识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对律师参与ADR的收费，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如为鼓励律师在庭外促成当事人和解，德国于1994年6月24日颁布的《费用修正法》规定：律师如能促成当事人达成庭外和解，可在法律规定的全部律师费外再多收取50的“和解费”。1998年10月，英国法律援助委员会下属的诉讼费用与上诉委员会确认，在计算报酬时应该计算作为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之代理人的律师为参加调解而花费的时间，这有力地推动了律师参与ADR。另一方面是规定当事人必须合理考虑使用ADR，甚至把ADR规定为处理特定案件如在法律援助方面的劳资纠纷，赡养纠纷等的前置程序，以间接推动律师参与ADR。规定律师参与 ADR程序不仅可以通过正面激励措施。而且也可以通过负面激励措施，比如，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遭受损失，并且该损失与律师没有向其提供采用ADR方式的建议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当事人可以向律师主张损害赔偿。
【注释】
作者为华东政法学院诉讼法研究生0502班。
[①] 林应钦：《律师参与ADR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11期，第27页
[②] 转引自廖中洪主编：《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3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