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榆林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

上一篇: 榆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公安局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施细则的通知
下一篇: 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榆林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移民安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公司在工商局核准登记前与他人签订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判决要旨:
1、公司在未经工商局核准登记前与村(委会)签订租地协议是否合有效。公司登记注册申请的名称与工商局核准的企业名称不一致，租地协议中的承租人是工商局核准的企业，还是申请注册时公司的股东或者是签订租地协议的代表人。
2、法人资格的取得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法人的设立，二是法人的成立。法人的设立与法人的成立两个即相关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如同胎儿与婴儿的关系。法人的设立是一种准备行为，既有法律性质又有非法律性质，比如，签订股东出资协议等。法人的成立属法律主义上法律的行为。公司在工商局未核准登记前，出资人再次决定将公司名称变更，系法人的设立行为，不是公司法上的“公司名称变更”， 更不属法人间的权利义务承继。
3、成都市尧舜绿色环保有限公司的代理律师冯明超认为判断租赁合同中谁是承租人的依据是租赁合同的两大法律特征：一是所有权人将标的物的使用权转让给承租人，让承租人占有、使用，从中获得收益；二是承租人支付租金等费用。因此，谁占有、使用该宗土地，谁在支付租金，谁就是承租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成民再字第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良兵，男，汉族，1974年11月25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顺江村五组。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顺江村五组。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顺江村六组。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成都市尧舜绿色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尧舜环保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永丰路3号1幢4号。
法定代表人高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冯明超，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杜良兵与成都市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顺江村五组（简称顺江村五组）、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顺江村六组（简称顺江村六组）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6月14日作出（2007）武侯民初字第1556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成都市尧舜绿色环保有限公司（简称尧舜环保公司），于2007年10月15日作出（2007）武侯民监字第10号民事裁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再审后于2008年1月24日作出（2007）武侯民再字第17号民事判决。杜良兵及顺江村五组、顺江村六组不服，向本院上诉。本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终结。
原一审判决确认，2001年1月1日，以顺江村五组、顺江村六组为甲方，以杜良兵代表的尧舜开发有限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了《顺江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顺江村五组、顺江村六组所办的乡镇企业占地提供给乙方使用，共计使用面积19.18亩（其中五组7.21亩,六组11.97亩）。土地使用标准：每亩每年3000元，直至最高指导价每年每亩3000元，如今后乡有关文件调整超过3000元，随文件调整而调整，计费时间从2001年1月1日开始，……。协议签订后，顺江五组、顺江六组将土地交付给杜良兵使用，杜良兵亦按约定支付了土地使用费至2006年12月止。2007年2月1日，顺江五组、顺江六组向杜良兵发出《通知》一份，载明：“杜良兵：经顺江村五组、顺江村六组研究决定，由于物价上涨，土地成本增加，你所租用的19.18亩土地(其中五组7.21亩，六组11.97亩)的土地使用费(青苗费)从2007年3月起计，每亩价格在原来3000元的基础上增加500元，且限你在2007年5月1日前将增加的费用一次性交齐.若过期未交，我二组将宣布原所签租地合同不再有效，同时土地使用权自动收回。”
另查明，尧舜开发公司未到工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
原审佐证上述认定的有《顺江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查询通知单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
原审认为，《顺江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协议中的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协议签订的双方需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顺江五村、顺江六村单方要求增加土地使用费的请求不符合双方协议的约定，亦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对此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杜良兵与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顺江村五组、顺江村六组于2001年1月1日签订《顺江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有效。
再审中，依法追加尧舜环保公司为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尧舜环保公司对原审原告杜良兵与原审被告顺江村五组、顺江村六组所讼争的诉讼标的提出了独立请求，即“确认尧舜环保公司与顺江村五组、顺江村六组之间有土地使用权租赁法律关系”。其认为：2000年1月1日，尧舜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尧与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顺江村村委会签订了该宗土地租赁协议，2000年底，高尧发起设立尧舜环保公司，在向工商局申请登记注册的同时，又以“尧舜开发公司”的名义与顺江村五组、顺江村六组签订《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双方约定租赁期为50年，即从2001年1月1日到2051年1月1日止。该协议签订后，因公司名称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尧舜开发公司的申请材料由工商代理人退回。2002年3月股东将“尧舜开发公司”变成“尧舜环保公司”，再次申请登记注册，成都市工商局于2002年5月核准。因此，“尧舜开发公司”就是“尧舜环保公司”，系同一主体，故该宗土地的承租人是尧舜环保公司。在《集体土地使用协议书》签订后，尧舜环保公司向成华地税局缴纳了该宗耕地占用税4800元，向顺江村五组、顺江村六组支付了2000年起到2007年7年7月期间的全部青苗补偿费，是尧舜环保公司在履行合同义务，享有权利；顺江村五组、六组接受了尧舜环保公司支付的青苗补偿等费用，这也表明顺江村五组、六组认可“协议中的乙方”就是“尧舜环保公司”，即土地承租人。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之规定，恳请贵院确认尧舜环保公司与顺江村五组、六组之间有土地使用合同关系。
原审原告杜良兵认为：合同的主体是在签订合同时就书面载明了的。而原始合同中并没有第三人尧舜环保公司的名称。杜良兵自始是唯一的合同“乙方”主体。第三人尧舜环保公司从来都不是合同的“乙方”主体。本案中青苗费票据上载明的名称大多是“杜良兵”，而票据的特点之一就是无因性，无因性就是以票据载明为准，不需要追问其它法律关系或中间环节。关于库房的修建和出租问题，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租地合同主体之争，签租地合同是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因此在土地上修房及出租是取得土地之后才会有的事情，属于第二位的其它法律关系，修库房和库房出租不是租地合同《顺江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的内容，因此，此两个问题与本案无关，如果第三人要强拉过来，那就当以其他主体作为被告另案处理，因为顺江村五组、六组从未与第三人尧舜环保公司就修房及房屋出租有过接洽，更没有签过合同及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人的修建合同是伪造的，真正的修建人是杜良兵，鉴于与本案无关，杜良兵没有提供此方面的证据。由于此证据不具关联性，不能人为把法律关系搅乱。第三人尧舜环保公司还存在其它矛盾之处，第三人在本案中主张自己是租地合同的乙方主体，而张菊花在篡改合同“乙方”时又说债权债务今后由“四川尧鑫园林景观工程公司”继承，按此说法就应由“尧舜开发公司”来作为第三人主张却为何又变为“尧舜环保公司”来打官司？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原审被告顺江村五组、六组认为：2001年1月1日顺江村五组、六组与杜良兵签订了19.18亩的《顺江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协议》的内容和主体资格是依法成立确定了的并受法律保护。本案第三人尧舜环保公司采取了各种方式和手段，甚至做假企图取代和代替《协议》的乙方主体资格，顺江村五组、六组将19.18亩土地租给杜良兵后,杜良兵在此土地上搞什么项目,进行什么投资,和谁合作,纯属杜良兵的权益,那是《协议》的乙方主体杜良兵与《协议》之外的人的合作关系。谁代替杜良兵与他们有经济往来，或者是债务、债权关系，都绝不能取代和替代《协议》依法确定形成了的杜良兵的主体资格。2001年1月1日签订《协议》至今顺江村五组、六组没有收到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书函，称杜良兵签订此《协议》是代表某个组织和个人的职务行为。综上，顺江村五组、六组与杜良兵才是2001年1月1日 《顺江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的合同主体。
再审中，第三人尧舜环保公司为证明其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尧舜开发公司章程》，证明尧舜开发公司的经营范围及股东发起的时间，表明尧舜开发公司设立时的整个过程和情况。
2、《尧舜环保公司章程》，证明该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02年4月10日。
3、《证明》一份，由成都玉弛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尧舜开发公司”变更为“尧舜环保公司”于2002年春节后再次向工商局申请注册登记，工商局于2002年5月予以核准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的事实。
4、证人胡海（男，汉族，1978年5月30日出生，住简阳市东溪镇奎星路22号附1号）、秦亮（男，汉族，1977年5月13日出生，住绵阳市涪城区西南工学院）证言，证明前述事实。
5、《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证明第三人与原审被告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关系，证明第三人在设立过程中与原审被告签订了协议。
6、《工资表》，证明杜良兵、高艳是第三人的职工。
7、《乡镇企业用地许可证及情况说明》，是武侯区国土局发给尧舜实业有限公司的。证明国家经过合法方式将土地批给了第三人。
补充证据：《企业占地使用协议》，协议上最后的落款是高尧但没盖章，故该合同是高尧代表尧舜环保公司与顺江村村委会签订的合同。
8、《税务检查报告及处罚决定》，证明行政机关已确认租用顺江村五组、六组土地的承租人是尧舜环保公司，并非杜良兵，库房系第三人修建并出租。证明尧舜环保公司缴纳的税收是高尧的个人所得税。
9、税收通用缴款书，证明第三人对该宗土地已交纳耕地占用税，出租房屋交纳营业税。也证明第三人已依法向有关部门交纳了相应的税费。
10、建房合同及付款单据，证明该土地上的库房是第三人尧舜环保公司修建的。
11、部分库房出租合同。证明该库房所有权人是尧舜环保公司。
12、第三人交付租金收据及相关说明。证明：这些费用是第三人所交，原审被告是按协议在收取第三人的费用，表明原审被告认可协议中的乙方就是本案的第三人。证明杜良兵是受高尧的委托办理相关事项；四川尧鑫园林景观公司证明：其向顺江村企业办所交的两笔11.6211万元的青苗费是代第三人支付的；顺江村情况：2003年11月19日和2003年12月17日两笔青苗费，虽然交款单位写的是杜良兵，但实际上是高艳所交的。
13、顺江村证明。证明高艳代表第三人从2001年1月1日起至2006年所交的全部费用已实际转入顺江村五组、六组帐上，证明青苗费是尧舜环保公司出的，村委会证明已收到，土地租用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付出义务就有权利。补充出示顺将村村文一份。
14、高艳证言，证明高艳代表第三人尧舜环保公司交费。
原审原告杜良兵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第三人尧舜环保公司登记申请书，是在工商局调取的原件，证明第三人是2002年4月11日才申请设立，同年5月才成立的，杜良兵签合同时其还没有成立。
2、授权高尧办理工商注册的委托书，证明第三人的工商局原始档案中没有秦亮、胡海办理工商注册的委托书，却有高尧办理注册的委托书。证明当时办理注册的是高尧，而不是秦亮、胡海。
3、工商局公司设立登记办事指南，证明公司设立登记中是否符合规定均有工商局的书面通知或告知文件，而第三人却没有此方面的证据。
4、《顺江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证明此证据顺江村村委会留存的备案合同，该合同证明“乙方”原是杜良兵，张菊花（尧舜环保公司法人代表高尧之妻）违法将“杜良兵”三字删掉，将合同的“乙方”篡改为“四川尧鑫园林景观工程公司”。
试论轮奸案中的既遂和未遂问题

李 荔


在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中，轮奸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强奸罪的一个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但对于轮奸案中的各被告人是否应划分强奸既遂与未遂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轮奸犯罪不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只要各被告人中有一人强奸得逞，则不论他人是否得逞，所有共犯都应当对全案负责，均按犯罪既遂论处；也有的认为，轮奸犯罪中应当以强奸是否得逞来划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具体意见阐述如下：
一、“轮奸”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
上述第一种观点的法理依据在于共同犯罪理论。但与其他犯罪不同的是，轮奸属于共同犯罪，但轮奸又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轮奸犯罪中对犯罪构成的要求与一般共同犯罪不同。按照刑法通说，共同犯罪当然要求有共同行为。“行为”指的是犯罪行为，“共同行为”不仅指各被告人都实施了属于同一犯罪构成的行为，而且各被告人的行为在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对结果犯而言，一个共犯的行为造成了该犯罪结果的发生，整个犯罪就构成了既遂，各被告人均应负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而对于行为犯而言，如脱逃、强奸犯罪，各共犯的行为具有独立性，一个实行犯的既遂或未遂，并不意味着其他实行犯的既遂或未遂。具体到轮奸犯罪而言，强奸罪的实行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复合行为，即包括制服被害人的强制行为和奸淫行为。各被告人在与被害人强行发生性关系前的准备阶段行为（包括暴力、胁迫、麻醉、用酒灌醉等强制行为）完全符合“共同行为”的特征，但其后分别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则具有独立性、不可替代性，因此，在轮奸犯罪中，各被告人的全部行为并不完全符合“共同行为”的特征，不能用一般共同犯罪的理论评价轮奸犯罪。各共犯只有自己的行为符合了具体犯罪的构成，才成立犯罪的既遂。而一般共同强奸犯罪对犯罪构成的要求并没有如此严格，它主要强调主观故意。只要有一人实施了强奸行为，其他人主观上具有强奸的故意，即可构成强奸共犯。况且，刑罚对“一般共同犯罪”的量刑并无特别的规定，但对于“轮奸”犯罪却规定了加重的法定刑，因此不能简单地运用“共同犯罪”理论对轮奸犯罪中的完成形态加以分析。
二、不认定轮奸犯罪存在“未遂”情节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众所周知，轮奸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一般共同强奸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对被害人身心健康的伤害也更大，有着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故立法把“轮奸”作为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规定了更为严厉的法定刑。但如果将“轮奸”视为普通的共同犯罪，那么只要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强奸行为，即使有被告人未得逞，也将构成“轮奸”（既遂），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所受到的身心伤害与一般共同强奸犯罪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差别，被告人却将因此受到更为严厉的刑罚，因此，如果不承认“轮奸犯罪” 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轻罪重判”的结果，这显然与立法本意不相符合。以下通过具体案例予以说明：
[案例一] 甲男、乙男共谋强奸丙女，遂于某日傍晚将丙女诱骗至甲男家中，二人以轻微暴力及胁迫手段使丙女就范，丙女遂答应二人轮流去卧室与之发生性关系，于是，甲男先行在卧室与丙女发生性关系，随后甲男出来，乙男进卧室，但因丙女有反抗行为未能与之发生性关系。后案发；
[案例二] 丁男预谋强奸丙女，遂于某日傍晚将丙女诱骗至家中以轻微暴力及胁迫手段使丙女就范，并与之发生性关系。事毕后，戊男来找丁男发现此事，遂以让丁男去外面买烟为借口将其支走，在丁男家中强行与丙女发生了性关系。后丙女报案。
上述二案例中，甲男、乙男、丁男、戊男均构成强奸罪是毋庸置疑的，考察上述各被告人的行为，甲男、丁男、戊男的犯罪行为明显要比乙男的犯罪行为更具有社会危害性，对受害人的身心伤害也更严重，但在量刑上，按照前述的两种意见分别处理，结果就大相径庭。如果按照第一种意见，不认定[案例一]中乙男属未遂，则对其和甲男应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四）项所规定的“二人以上轮奸的”，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幅度内量刑。而[案例二]中二被告人也是既遂，对其应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如果上述各被告人均没有其他的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乙男所受到的刑罚必然要重于丁男、戊男。实践中很容易使被告人及亲属产生以下想法：强奸不成反而比强奸成的要判的重。出现这种结果，显然不是我国刑法所希望的。但是乙男如能按第二种意见处理，被认定为未遂，则其具有法定从轻、减轻的情节，其所受到的刑罚可能轻于丁男、戊男，而且在比甲男比较时，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其判处更轻的刑罚，这更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也更利于罪犯的改造及预防犯罪。
三、从文义解释角度看，刑法并未要求“轮奸”中各被告人均符合既遂情节。
应当如何来理解《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的轮奸情节呢？是否只要认定案件性质属于轮奸则各被告人均属既遂的情节呢？《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条文的具体表述是这样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四）二人以上轮奸的；从该条文的语意上，我们看不出轮奸必须符合两人以上的行为人轮流强奸妇女，且行为人既遂的构成条件。也就是说，在认定被告人构成轮奸情节的同时，并不否认存在未遂情节。
实践中有意见认为：轮奸不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只有对独立的犯罪而言，存在犯罪的既遂、未遂等不同的完成形态。轮奸行为是强奸犯罪中的一种加重处罚情节，量刑情节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不存在既遂、未遂等形态的问题，因此，轮奸犯罪没有未遂犯。但应当注意，轮奸这一量刑情节是由二个以上的行为人先后实施的强奸行为组合而成的，对于各行为人而言，本人的犯罪行为自然存在既遂或未遂的形态问题。这样可以正确地解决对各被告人的量刑。
上述观点可按如下表达方式具体地反映在判决中，即被告人犯强奸罪（未遂），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处……。这样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可根据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对被害人的身心侵害程度正确量刑，从而做到“不枉不纵”。
综上，对轮奸犯罪中各被告人划分既遂或未遂符合刑法规定，也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可以体现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对罪犯量刑，防止处罚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