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地质钻（坑）探资质有关问题的复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2 17:09:36 浏览: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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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地质钻（坑）探资质有关问题的复函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地质钻（坑）探资质有关问题的复函
国土资厅函〔2010〕398号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你厅《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所属企业申请解决油气勘查施工资质的请示》（内国土资发〔2010〕70号）收悉。根据《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0号）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地质勘查资质分类分级标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37号)，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函复如下：
一、国土资发〔2OO8〕137号文件规定的各类各级地质勘查资质人员、设备等标准要求，是地勘单位取得相应资质、从事相应地质勘查工作的最低准入条件。取得地质钻（坑）探资质的地勘单位，可以为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勘查在内的各类地质勘查活动提供地质钻（坑）探专业技术服务。
二、具有石油天然气矿产勘查资质的勘查单位开展石油天然气矿产勘查工作，需要本单位以外的施工单位提供钻探作业服务时，该施工单位必须具有地质钻（坑）探勘查资质，同时还应满足勘查单位其它相关技术经济指标条件。
三、具有地质勘查资质的单位，应当在矿业权人合法持证的勘查、开采区块内，从事规定的勘查工作，不得参与无证勘查、侵权勘查等活动。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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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院位置”的随想
齐汇
在德国司法史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即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威廉一世是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统治者，有一年其欲动员某磨坊主拆迁磨坊以美化其宫殿之景致，并以高价补偿磨坊主的损失。可无奈磨坊主就是不从，死守自家一方之风水宝地。威廉一世一时间勃然大怒，下命强制拆除了磨坊。但在此时，磨坊主并不懊恼，见此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然吾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平事我必诉之法庭”。而后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在法院审理，并以威廉一世的败诉而告终。皇帝服从法院的命令，将磨坊依原样重建，并赔偿由于拆迁房屋给磨坊主带来的一切损失。此案成为了德国司法史上标志司法独立的里程碑，为后世所传诵。
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曾经对司法权的独立问题进行过阐述，其曰：“由国王提名但不能由国王随意撤职的人组成的特定机构，这种独特和分立的司法权的存在构成一个维护公共自由的主要因素，除了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司法既与立法权又与执行权分立，这种司法权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无独有偶，在美国同样也有类似的案例。政府希望在郊外的某块土地上建设飞机场，可是在飞机场规划的面积内有一位老人独自住在一间小木屋内，机场的建设方多次责令其搬走，但老人一直不从。后来，建设方强行拆除了此间破旧的小木屋，于是老人当即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结果是机场建设方败诉，法院责令其在规定的时日内对老人的房屋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后来机场迫于无奈，只能将原规划中的飞机跑道向偏离小木屋的方向移动了一些，以保障飞机的安全。可是在我国逐步走向法制社会、法制经济的今天，我们的法院在解决上述类似案件的时候，恐怕将不会有德国和美国的法院这么“潇洒”。我国宪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现今的形式看来还仅仅只是一个众多法律工作者追求的目标，要真正落实到实际的司法审判当中恐怕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法院难以独立地判决一切案件，是当今中国司法改革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申言之，当案件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纠纷，“拉关系”、“开后门”就成为了大多数案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许多的当事人在茶余饭后发表私见时，感慨地说：“我们拉关系、走后门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在诉讼中谋求法官做出偏向于我们的判决，而仅仅只是为了获得较之对方公正的裁判”；当案件涉及地方经济的存续与发展，或者属于老百姓告地方政府一类的案件时，地方党政领导的态度便对案件结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法院的人事、财产和物资均控制在地方党政领导之手，法院体系内部受到来自纵向与横向的双重领导，法院在自己的人财物都受控于他人手中的时候，又如何行使宪法中赋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曾经在某基层法院中出现过这样一幕：某农民状告当地政府，法院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当该地的某位重要领导干部走入法院的办公室时，法官们便热情的接待，又是泡茶又是让座，此农民见状之后知道诉也是白诉，随即自动的放弃了起诉，这不禁令人心寒。
法院不仅仅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法院是一所普法学校，是公民用来制约政府公权利的有力屏障。维尔曾经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提到：“分权学说的漫长历史反映了多少世纪来人们对一种政府体系的期望，在这种体系中政府的权利的行使将受到限制。”法院往往通过对案件的判决，实践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通过判决书中对法理念和社会情理的分析和阐释，在人们心中建立其权利的观念和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敢问法院在何方？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识中就将法院定义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定义虽然有其社会整体利益保障价值的一面，但是却忽视了法律对于每一个自然人个别私权的保护。每一个学法之人都应当知道，私法是整个现代法制中最为基础性的法域，是一切法律的根基，可以说没有保护私权利的私法，就没有现代的法治。而在当今的中国法律体系中，最为缺乏的就是对私权利的有力保护。法院应当是界乎于政府与公民之间中立的裁判者，而不是单纯政府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西谚曰：“每一个法官都是一座孤立的荒岛”。恐怕在法院内部还是少讲一些“互帮互助”、“协同作战”的为好。
法院的独立不仅仅只是司法系统内部改革的问题，还是一个需要动员全社会共同改革的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传统的关系社会，“关系”二字在社会生活之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当今我国司法改革中法院的独立地位问题有两大难题。第一，怎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院独立。假设有一日我们的法院系统从行政系统的干预中脱离出来，形成司法与行政的对立与监督，但如何解决党与法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从属性与独立性问题却直接关系到法院的独立是形式的独立还是实质的独立之问题。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法院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脱离党的领导，这是既是宪法规定的事实也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等基本原则所赋予每一个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合伙以及其他各类交易和生产中的主体）的义务。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基于此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党与行政体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算法院从行政中脱离出来，但又无法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其完全的独立性，而党与行政之密切关系同样会使得法院受制于行政，使得司法体系内部级别化、官僚化、行政化，最终使法院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而真正的司法独立，司法与行政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局面将成为空中楼阁，甚至最终化为泡影。第二，就算法院的每一个法官从党政领导的干预中脱离出来，但是在当今这种关系社会中，当一个案件属于“向左走向右走”时，一个法官为何要违背领导的意思而做出有利于他方的判决呢？法官的家属同样面临着职位的升迁，薪水的高低等等问题，其子女也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因此法官独立了，其亲属未独立，法官依然不可能做到实质意义上的独立。故法院、法官的独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司法体系内部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全社会所要关注的问题。
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其《法学导论》中论述道：“司法的任务是通过其判决确定是非曲直，判决为一种‘认识’，不容许在是非真假上用命令插手干预。‘学术自由’被用于实践的法律科学时，即成为‘法官的独立性’。因此，法院没有义务，甚至没有资格去服从行政机关及其首脑即政府的指示”。这种阐述虽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同时也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情，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上对于司法独立地指引，在现今看来依然具有其积极的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法院独立地位的形成和确定的源头也许不仅仅是司法与行政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的源头在影响和限制着法院地位的独立。回首中国法治之路，为什么在司法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的今天，我们司法体系的非行政化往往只是作用在表面，而实质上却总也摆脱不了行政化的阴影？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官员的任免可以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学历方面的背景，导致一大批没有受过法律专门教育的人大步走上审判席成为法官？为什么诸如审判委员会定案这种严重违背法理念的规定还能够长期的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在面对法律与政策时往往在孰先适用的问题上出现踌躇，觉得难以定夺？为什么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总是强调“服务意识”，而不是真正做到法院居于消极和中立的地位？为什么司法考试还不是一个人能够成为法官的唯一考核标准，而我们的法官往往还要接受来自类似于行政机关等级考核等等纷繁复杂的考试，敢问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权威何在？难道说法律还不是一个法官所应当把持的唯一准则和心存之唯一信仰？难道法官在秉承法律办案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价值尺度之衡量？敢问法院在何方？种种问题都将成为中国法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我们应当将其逐一提出并详细认真的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正义的光芒照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内容提要: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时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一、引言
在证据法学理论中，证据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有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之分。实物证据是指那些以物品、痕迹、书面文件、录音、录像等为物质载体的证据形式。通常所说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都属于实物证据。相对于言词证据而言，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无论是在证据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在证据能力环节上，实物证据的调查取证所要遵循的往往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手续，而难以牵涉重大的权利保障问题，即便侦查人员存在违法取证行为，也一般不会影响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1]而在证明力环节上，司法实务界通常强调对实物证据的当庭辨认、出示或者播放，以此来审查其真实性和相关性；遇有需要运用专门科学手段的场合，司法人员最多会聘请专家充当司法鉴定人，来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发表鉴别意见，以弥补自己专业知识和判断力的不足。可以说，在实物证据的审查和采纳方面，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制性规范，司法人员往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然而，随着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实施，[2]这种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由两高三部通过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大量涉及实物证据审查判断问题的证据规则。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该司法解释在物证、书证的来源方面所确立的排除性规则：“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按照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评价，“这个规定实质上是物证、书证证据资格的排除规定，不能排除来源非法就不应当采信。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3]与此同时，在物证、书证的收集调取程序方面，该司法解释做出了近乎繁琐的技术性规定，强调对物证、书证的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应当附有相关笔录和清单；强调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在笔录或清单上签名；强调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加以注明……为规范侦查人员的搜集提取行为，司法解释要求法院“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4]
司法解释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做出如此具体详尽的规定，并为此确立两项排除性规则，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动向。不仅如此，《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也提出一系列相似的程序要求。例如，视听资料、电子证据要载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以及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法院要审查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等伪造、变造情形……对于视听资料经过审查难以确定真伪，或者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等，法院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5]
这种就实物证据的来源和提取过程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旨在鉴别证据之真实性的审查方法。在证据法学上，这种方法就是“鉴真”方法。[6]过去，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都比较强调实物证据的鉴定问题，也就是通过专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和专业设备，对案件中的专门科学技术问题做出鉴别意见，以便揭示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例如，通过对血迹、毛发、体液、皮屑的DNA鉴定，证明现场所提取的物证为某被告人所遗留，进而证明被告人到过现场；通过对某一书面材料内容的鉴定，揭示该材料内容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通过对某一录音资料的技术鉴定，来证明录音为某被告人所留……但是，在被用作鉴定检材的实物证据本身来源不明、提取经过没有记载、保管不善的情况下，这种针对实物证据所作的司法鉴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来源不明、提取过程不清楚或者保管不完善的物证、书证，如果连其是否真实存在过以及究竟存在于何处等，都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就更无法对其本身所包含的事实信息加以鉴别了。因此，在针对实物证据的司法鉴定程序启动之前，提交实物证据的一方至少需要证明该证据是来源可靠、提取合法和保管完善的，也就是该证据确实属于提交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接下来进行的鉴定才是富有意义的。很显然，为揭示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司法人员通常会先后借助于“鉴真”和“鉴定”方法来做出鉴别，“鉴真”方法可以为“鉴定”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检材来源的可靠性、检材提取的规范性以及检材保管的完善性。由此，鉴真与鉴定成为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加以鉴别的两种独立方法。
司法解释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所确立的诸多规则，显示出刑事证据规则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证据理论研究的前面。迄今为止，法学界对“鉴真”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翻译、介绍英美相关证据规则的水平上。而对于“鉴真”所涉及的各种证据理论问题，还鲜有研究者展开深人的探讨。而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因为侦查人员缺乏证据鉴真意识所发生的误用实物证据的问题，已经在不少刑事案件中纷纷出现。在那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中，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严重。[7]面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出现的问题，法学界有责任做出必要的理论回应，将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做出初步的讨论。笔者将以中国新颁布的司法解释为范例，讨论鉴真的性质和基本方法，分析鉴真的基本诉讼功能，然后对司法解释就各种实物证据所确立的鉴真规则做出分析，对其在适用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一些反思性评论。
二、鉴真的性质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自愿法则、意见证据规则、量刑证据规则等一系列证据规则。这显然受到了英美证据法的影响。[8]而鉴真制度的确立，则更是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结果。
英国刑事证据法要求提出证据的一方对实物证据的来源做出证明。尤其是在对某一物证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法官通常会调查该物证的来源以及提取物证的整个过程。这被视为确保物证真实性的程序要求。[9]而在美国证据法中，任何一项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都应被推定为不真实的。这被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法则。据此，控辩双方一旦向法庭提出某一实物证据，都要承担证明该证据“确属他所声称的那份证据”的责任。一般情况下，法庭不能将证明责任转移给挑战实物证据真实性的一方。[10]
美国证据法将广义的实物证据分为物证（real evidence）、示意证据（demonstrative evidence）、书证（writing）、录制证据（recording）等多种，并分别确立了具体的鉴真规则。在美国证据法中，鉴真属于实物证据具备可采性的基本条件之一，未经鉴真的实物证据是不具有可采性的，法官可以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例如，对于一份物证（如手枪），鉴真意味着证明该手枪实际为被告人使用过的那把手枪；对于一份合同，鉴真是指证明它就是原告和被告共同签署过的那份合同；对于一份录音带，鉴真就是要证明该录音带确实录下了有关被告人试图贿赂某一官员的谈话过程；对于一份示意证据（绘图、照片、表格、清单等），鉴真则意味着要证明该证据准确地表述或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方位或者有关现场的情况……[11]
而根据中国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对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来源以及收集、提取、保管过程，都需妥提出证据的一方加以证明；对于那些可能存在伪造、变造的实物证据，也需要通过专门的证明程序加以排除。而在这种对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同一性加以证明的过程中，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和扣押清单起到了佐证和验证的作用。由此，鉴真其实成为实物证据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
与美国证据法一样，中国刑事证据法也将鉴真设计成一种鉴别实物证据真实性的重要方法。按照实物证据的种类分布，鉴真可以被细分为物证、书证的鉴真，视听资料的鉴真，电子证据的鉴真。那么，究竟如何为“鉴真”做出一种准确而全面的定义呢？
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其实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宣读、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前者旨在证明法庭上出现的实物证据，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没有被伪造或者变造，与举证方所诉称的实物证据是同一份；后者所要证明的则是实物证据所记载的文字、图表、声音、画像，没有发生失真的情况，真实记录了某一物体、场所、谈话、活动的情况。
前一种鉴真的定义对于物证和书证的鉴真是较为贴切的。物证是以形状、颜色、数量、重量等物理属性发挥证明作用的物品或痕迹，书证则是以其所记录的内容来发挥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无论是物证还是书证，一般都是在案件事实发生之前或者之中所形成的实物证据，侦查人员最多只是发现并收集它们，但不能“制作”或者“制造”它们。正因为如此，对物证、书证记载的事实信息，一般不需要通过鉴真方法来加以验证，而往往要依赖司法鉴定技术的运用。例如，一把刀、一枚指纹、一滴血迹、一个脚印或者一种射击残留的痕迹，究竟包含了怎样的证据信息，这不是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由专业人员通过司法鉴定技术才能揭示的。对于物证、书证而言，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庭上出现的物证、书证就是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该物证、书证不仅来源是可靠的，也得到了规范化的收集提取、妥当的保管，并与最终提交法庭的证据具有同一性，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很明显，对物证、书证的鉴真带有“对证据载体的真实性加以鉴别”的性质。也就是说，只要物证、书证的来源是真实可靠的，提取和收集过程是规范的，证据保管是完善的，并且在法庭上出示的是提出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一份证据”，那么，对这类证据的鉴真过程即告完成。这种对鉴真所作的第一种定义，所强调的是物证、书证在从提取到出示到法庭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同一性，以避免物证、书证出现失真的情况。这是因为，控辩双方只要对某一物证、书证的真实性提出了合理的疑问，或者对法庭上出现的证据与原来提取的证据的同一性产生了怀疑，那么，该证据的证明力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至于后一种鉴真的定义，则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都可以适用。无论是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还是包括电子邮件、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等在内的电子证据，作为一种证据载体本身，它们的真实性固然是需要证明的，这一点与物证、书证的鉴真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物证据所记录的内容，包括声音、图表、照片、图像等，究竟是否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出现的谈话、活动、场景，这是需要加以认真鉴别的。对这些实物证据的内容与相关谈话、活动、场景的同一性的鉴别，就属于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假如我们将物证、书证的鉴真视为一种“对证据载体真实性的鉴别”的话，那么，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鉴真就属于一种“对证据内容真实性的鉴别”。在对后两种实物证据的鉴真过程中，证据的来源、提取、保管、出示等立体化的程序环节，主要被用来证明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无误的，也就是说，这些通过高科技手段所记录的声音、谈话、活动、图像等，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的情况，而没有发生错误记载、遗漏记录或者任意增加的问题。如果说物证、书证属于办案人员“收集”或“提取”的实物证据的话，那么，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则属于办案人员“制造”或者“制作”出来的实物证据。为避免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出现伪造、变造，提出证据的一方需要对这些证据所记载的内容进行真实性验证。这就需要那些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持有人、提取人、见证人出具证明材料，以便证明这些证据的内容不存在错误记载。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鉴真方法
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对鉴真制度的确立，属于借鉴美国证据法的结果。在鉴真的具体方法上，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并没有建立证人当庭辩认的规则，也没有要求那些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实物证据的人出庭作证，而只是借鉴了一种形式化的证明实物证据“保管链条”方法，要求运用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证据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笔录类证据材料”，从实物证据的来源、提取、收集、保管等各个环节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通过对中美鉴真制度的比较分析，来总结鉴真的主要方法，并对这两种鉴真制度的异同做出评价。
（一）美国证据法中的鉴真方法
在物证的鉴真问题上，美国证据法确立了两种方法：一是“独特性的确认”（ready identification或unique identification），二是“保管链条的证明”（chain of custody）。前一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对特定物的鉴真，也就是某一物证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或者具有某些特殊的造型或标记，证人当庭陈述当初看到物证具有哪些特征，并说明法庭上的该项物证与原来的物证具有相似的地方。由此，证人通过当庭提供证言，对该物证与原来所看到的物证的同一性做出确定的证明。[12]
作为另一种鉴真方法，“保管链条的证明”主要适用于物证为种类物的情形。也就是说，某一物证并不具有任何明显的特征，即便组织证人当庭辩认，也无法说清楚它具有特殊的造型、标记或其他特征。在此情况下，“独特性的确认”就变得无法适用了，取而代之的鉴真方法就只能是对该物证从提取到当庭出示的完整过程的展示。所谓“保管链条的证明”，其实是指从该物证被提取之后直到法庭出示它的整个期间，所有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该项物证的人，都要就其真实性和同一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证言，以便证明该项证据在此期间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13]
“保管链条的证明”对于证明某一物证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状态的改变，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容易被伪造、变造的物证，唯有经过每一保管链条的证明，才能使人相信这些在物品被发现时就具有的状态，在其接受检验、鉴定直至当庭出示时，都是一致存在的，而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否则，在有关物证的持有、检验、鉴定、出示或者其他处置环节出现任何形式的变化，都将被视为“保管链条的中断”。尽管这种中断并不必然导致物证可采性的丧失，但这毕竟属于物证鉴真环节上的缺陷，控辩双方可据此对该证据的可采性提出合理的质疑。
齐汇
在德国司法史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即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威廉一世是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统治者，有一年其欲动员某磨坊主拆迁磨坊以美化其宫殿之景致，并以高价补偿磨坊主的损失。可无奈磨坊主就是不从，死守自家一方之风水宝地。威廉一世一时间勃然大怒，下命强制拆除了磨坊。但在此时，磨坊主并不懊恼，见此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然吾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平事我必诉之法庭”。而后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在法院审理，并以威廉一世的败诉而告终。皇帝服从法院的命令，将磨坊依原样重建，并赔偿由于拆迁房屋给磨坊主带来的一切损失。此案成为了德国司法史上标志司法独立的里程碑，为后世所传诵。
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曾经对司法权的独立问题进行过阐述，其曰：“由国王提名但不能由国王随意撤职的人组成的特定机构，这种独特和分立的司法权的存在构成一个维护公共自由的主要因素，除了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司法既与立法权又与执行权分立，这种司法权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无独有偶，在美国同样也有类似的案例。政府希望在郊外的某块土地上建设飞机场，可是在飞机场规划的面积内有一位老人独自住在一间小木屋内，机场的建设方多次责令其搬走，但老人一直不从。后来，建设方强行拆除了此间破旧的小木屋，于是老人当即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结果是机场建设方败诉，法院责令其在规定的时日内对老人的房屋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后来机场迫于无奈，只能将原规划中的飞机跑道向偏离小木屋的方向移动了一些，以保障飞机的安全。可是在我国逐步走向法制社会、法制经济的今天，我们的法院在解决上述类似案件的时候，恐怕将不会有德国和美国的法院这么“潇洒”。我国宪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现今的形式看来还仅仅只是一个众多法律工作者追求的目标，要真正落实到实际的司法审判当中恐怕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法院难以独立地判决一切案件，是当今中国司法改革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申言之，当案件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纠纷，“拉关系”、“开后门”就成为了大多数案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许多的当事人在茶余饭后发表私见时，感慨地说：“我们拉关系、走后门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在诉讼中谋求法官做出偏向于我们的判决，而仅仅只是为了获得较之对方公正的裁判”；当案件涉及地方经济的存续与发展，或者属于老百姓告地方政府一类的案件时，地方党政领导的态度便对案件结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法院的人事、财产和物资均控制在地方党政领导之手，法院体系内部受到来自纵向与横向的双重领导，法院在自己的人财物都受控于他人手中的时候，又如何行使宪法中赋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曾经在某基层法院中出现过这样一幕：某农民状告当地政府，法院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当该地的某位重要领导干部走入法院的办公室时，法官们便热情的接待，又是泡茶又是让座，此农民见状之后知道诉也是白诉，随即自动的放弃了起诉，这不禁令人心寒。
法院不仅仅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法院是一所普法学校，是公民用来制约政府公权利的有力屏障。维尔曾经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提到：“分权学说的漫长历史反映了多少世纪来人们对一种政府体系的期望，在这种体系中政府的权利的行使将受到限制。”法院往往通过对案件的判决，实践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通过判决书中对法理念和社会情理的分析和阐释，在人们心中建立其权利的观念和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敢问法院在何方？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识中就将法院定义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定义虽然有其社会整体利益保障价值的一面，但是却忽视了法律对于每一个自然人个别私权的保护。每一个学法之人都应当知道，私法是整个现代法制中最为基础性的法域，是一切法律的根基，可以说没有保护私权利的私法，就没有现代的法治。而在当今的中国法律体系中，最为缺乏的就是对私权利的有力保护。法院应当是界乎于政府与公民之间中立的裁判者，而不是单纯政府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西谚曰：“每一个法官都是一座孤立的荒岛”。恐怕在法院内部还是少讲一些“互帮互助”、“协同作战”的为好。
法院的独立不仅仅只是司法系统内部改革的问题，还是一个需要动员全社会共同改革的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传统的关系社会，“关系”二字在社会生活之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当今我国司法改革中法院的独立地位问题有两大难题。第一，怎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院独立。假设有一日我们的法院系统从行政系统的干预中脱离出来，形成司法与行政的对立与监督，但如何解决党与法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从属性与独立性问题却直接关系到法院的独立是形式的独立还是实质的独立之问题。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法院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脱离党的领导，这是既是宪法规定的事实也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等基本原则所赋予每一个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合伙以及其他各类交易和生产中的主体）的义务。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基于此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党与行政体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算法院从行政中脱离出来，但又无法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其完全的独立性，而党与行政之密切关系同样会使得法院受制于行政，使得司法体系内部级别化、官僚化、行政化，最终使法院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而真正的司法独立，司法与行政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局面将成为空中楼阁，甚至最终化为泡影。第二，就算法院的每一个法官从党政领导的干预中脱离出来，但是在当今这种关系社会中，当一个案件属于“向左走向右走”时，一个法官为何要违背领导的意思而做出有利于他方的判决呢？法官的家属同样面临着职位的升迁，薪水的高低等等问题，其子女也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因此法官独立了，其亲属未独立，法官依然不可能做到实质意义上的独立。故法院、法官的独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司法体系内部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全社会所要关注的问题。
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其《法学导论》中论述道：“司法的任务是通过其判决确定是非曲直，判决为一种‘认识’，不容许在是非真假上用命令插手干预。‘学术自由’被用于实践的法律科学时，即成为‘法官的独立性’。因此，法院没有义务，甚至没有资格去服从行政机关及其首脑即政府的指示”。这种阐述虽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同时也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情，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上对于司法独立地指引，在现今看来依然具有其积极的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法院独立地位的形成和确定的源头也许不仅仅是司法与行政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的源头在影响和限制着法院地位的独立。回首中国法治之路，为什么在司法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的今天，我们司法体系的非行政化往往只是作用在表面，而实质上却总也摆脱不了行政化的阴影？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官员的任免可以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学历方面的背景，导致一大批没有受过法律专门教育的人大步走上审判席成为法官？为什么诸如审判委员会定案这种严重违背法理念的规定还能够长期的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在面对法律与政策时往往在孰先适用的问题上出现踌躇，觉得难以定夺？为什么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总是强调“服务意识”，而不是真正做到法院居于消极和中立的地位？为什么司法考试还不是一个人能够成为法官的唯一考核标准，而我们的法官往往还要接受来自类似于行政机关等级考核等等纷繁复杂的考试，敢问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权威何在？难道说法律还不是一个法官所应当把持的唯一准则和心存之唯一信仰？难道法官在秉承法律办案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价值尺度之衡量？敢问法院在何方？种种问题都将成为中国法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我们应当将其逐一提出并详细认真的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正义的光芒照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内容提要: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时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一、引言
在证据法学理论中，证据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有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之分。实物证据是指那些以物品、痕迹、书面文件、录音、录像等为物质载体的证据形式。通常所说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都属于实物证据。相对于言词证据而言，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无论是在证据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在证据能力环节上，实物证据的调查取证所要遵循的往往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手续，而难以牵涉重大的权利保障问题，即便侦查人员存在违法取证行为，也一般不会影响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1]而在证明力环节上，司法实务界通常强调对实物证据的当庭辨认、出示或者播放，以此来审查其真实性和相关性；遇有需要运用专门科学手段的场合，司法人员最多会聘请专家充当司法鉴定人，来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发表鉴别意见，以弥补自己专业知识和判断力的不足。可以说，在实物证据的审查和采纳方面，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制性规范，司法人员往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然而，随着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实施，[2]这种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由两高三部通过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大量涉及实物证据审查判断问题的证据规则。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该司法解释在物证、书证的来源方面所确立的排除性规则：“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按照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评价，“这个规定实质上是物证、书证证据资格的排除规定，不能排除来源非法就不应当采信。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3]与此同时，在物证、书证的收集调取程序方面，该司法解释做出了近乎繁琐的技术性规定，强调对物证、书证的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应当附有相关笔录和清单；强调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在笔录或清单上签名；强调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加以注明……为规范侦查人员的搜集提取行为，司法解释要求法院“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4]
司法解释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做出如此具体详尽的规定，并为此确立两项排除性规则，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动向。不仅如此，《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也提出一系列相似的程序要求。例如，视听资料、电子证据要载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以及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法院要审查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等伪造、变造情形……对于视听资料经过审查难以确定真伪，或者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等，法院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5]
这种就实物证据的来源和提取过程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旨在鉴别证据之真实性的审查方法。在证据法学上，这种方法就是“鉴真”方法。[6]过去，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都比较强调实物证据的鉴定问题，也就是通过专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和专业设备，对案件中的专门科学技术问题做出鉴别意见，以便揭示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例如，通过对血迹、毛发、体液、皮屑的DNA鉴定，证明现场所提取的物证为某被告人所遗留，进而证明被告人到过现场；通过对某一书面材料内容的鉴定，揭示该材料内容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通过对某一录音资料的技术鉴定，来证明录音为某被告人所留……但是，在被用作鉴定检材的实物证据本身来源不明、提取经过没有记载、保管不善的情况下，这种针对实物证据所作的司法鉴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来源不明、提取过程不清楚或者保管不完善的物证、书证，如果连其是否真实存在过以及究竟存在于何处等，都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就更无法对其本身所包含的事实信息加以鉴别了。因此，在针对实物证据的司法鉴定程序启动之前，提交实物证据的一方至少需要证明该证据是来源可靠、提取合法和保管完善的，也就是该证据确实属于提交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接下来进行的鉴定才是富有意义的。很显然，为揭示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司法人员通常会先后借助于“鉴真”和“鉴定”方法来做出鉴别，“鉴真”方法可以为“鉴定”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检材来源的可靠性、检材提取的规范性以及检材保管的完善性。由此，鉴真与鉴定成为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加以鉴别的两种独立方法。
司法解释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所确立的诸多规则，显示出刑事证据规则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证据理论研究的前面。迄今为止，法学界对“鉴真”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翻译、介绍英美相关证据规则的水平上。而对于“鉴真”所涉及的各种证据理论问题，还鲜有研究者展开深人的探讨。而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因为侦查人员缺乏证据鉴真意识所发生的误用实物证据的问题，已经在不少刑事案件中纷纷出现。在那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中，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严重。[7]面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出现的问题，法学界有责任做出必要的理论回应，将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做出初步的讨论。笔者将以中国新颁布的司法解释为范例，讨论鉴真的性质和基本方法，分析鉴真的基本诉讼功能，然后对司法解释就各种实物证据所确立的鉴真规则做出分析，对其在适用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一些反思性评论。
二、鉴真的性质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自愿法则、意见证据规则、量刑证据规则等一系列证据规则。这显然受到了英美证据法的影响。[8]而鉴真制度的确立，则更是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结果。
英国刑事证据法要求提出证据的一方对实物证据的来源做出证明。尤其是在对某一物证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法官通常会调查该物证的来源以及提取物证的整个过程。这被视为确保物证真实性的程序要求。[9]而在美国证据法中，任何一项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都应被推定为不真实的。这被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法则。据此，控辩双方一旦向法庭提出某一实物证据，都要承担证明该证据“确属他所声称的那份证据”的责任。一般情况下，法庭不能将证明责任转移给挑战实物证据真实性的一方。[10]
美国证据法将广义的实物证据分为物证（real evidence）、示意证据（demonstrative evidence）、书证（writing）、录制证据（recording）等多种，并分别确立了具体的鉴真规则。在美国证据法中，鉴真属于实物证据具备可采性的基本条件之一，未经鉴真的实物证据是不具有可采性的，法官可以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例如，对于一份物证（如手枪），鉴真意味着证明该手枪实际为被告人使用过的那把手枪；对于一份合同，鉴真是指证明它就是原告和被告共同签署过的那份合同；对于一份录音带，鉴真就是要证明该录音带确实录下了有关被告人试图贿赂某一官员的谈话过程；对于一份示意证据（绘图、照片、表格、清单等），鉴真则意味着要证明该证据准确地表述或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方位或者有关现场的情况……[11]
而根据中国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对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来源以及收集、提取、保管过程，都需妥提出证据的一方加以证明；对于那些可能存在伪造、变造的实物证据，也需要通过专门的证明程序加以排除。而在这种对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同一性加以证明的过程中，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和扣押清单起到了佐证和验证的作用。由此，鉴真其实成为实物证据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
与美国证据法一样，中国刑事证据法也将鉴真设计成一种鉴别实物证据真实性的重要方法。按照实物证据的种类分布，鉴真可以被细分为物证、书证的鉴真，视听资料的鉴真，电子证据的鉴真。那么，究竟如何为“鉴真”做出一种准确而全面的定义呢？
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其实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宣读、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前者旨在证明法庭上出现的实物证据，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没有被伪造或者变造，与举证方所诉称的实物证据是同一份；后者所要证明的则是实物证据所记载的文字、图表、声音、画像，没有发生失真的情况，真实记录了某一物体、场所、谈话、活动的情况。
前一种鉴真的定义对于物证和书证的鉴真是较为贴切的。物证是以形状、颜色、数量、重量等物理属性发挥证明作用的物品或痕迹，书证则是以其所记录的内容来发挥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无论是物证还是书证，一般都是在案件事实发生之前或者之中所形成的实物证据，侦查人员最多只是发现并收集它们，但不能“制作”或者“制造”它们。正因为如此，对物证、书证记载的事实信息，一般不需要通过鉴真方法来加以验证，而往往要依赖司法鉴定技术的运用。例如，一把刀、一枚指纹、一滴血迹、一个脚印或者一种射击残留的痕迹，究竟包含了怎样的证据信息，这不是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由专业人员通过司法鉴定技术才能揭示的。对于物证、书证而言，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庭上出现的物证、书证就是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该物证、书证不仅来源是可靠的，也得到了规范化的收集提取、妥当的保管，并与最终提交法庭的证据具有同一性，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很明显，对物证、书证的鉴真带有“对证据载体的真实性加以鉴别”的性质。也就是说，只要物证、书证的来源是真实可靠的，提取和收集过程是规范的，证据保管是完善的，并且在法庭上出示的是提出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一份证据”，那么，对这类证据的鉴真过程即告完成。这种对鉴真所作的第一种定义，所强调的是物证、书证在从提取到出示到法庭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同一性，以避免物证、书证出现失真的情况。这是因为，控辩双方只要对某一物证、书证的真实性提出了合理的疑问，或者对法庭上出现的证据与原来提取的证据的同一性产生了怀疑，那么，该证据的证明力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至于后一种鉴真的定义，则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都可以适用。无论是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还是包括电子邮件、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等在内的电子证据，作为一种证据载体本身，它们的真实性固然是需要证明的，这一点与物证、书证的鉴真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物证据所记录的内容，包括声音、图表、照片、图像等，究竟是否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出现的谈话、活动、场景，这是需要加以认真鉴别的。对这些实物证据的内容与相关谈话、活动、场景的同一性的鉴别，就属于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假如我们将物证、书证的鉴真视为一种“对证据载体真实性的鉴别”的话，那么，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鉴真就属于一种“对证据内容真实性的鉴别”。在对后两种实物证据的鉴真过程中，证据的来源、提取、保管、出示等立体化的程序环节，主要被用来证明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无误的，也就是说，这些通过高科技手段所记录的声音、谈话、活动、图像等，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的情况，而没有发生错误记载、遗漏记录或者任意增加的问题。如果说物证、书证属于办案人员“收集”或“提取”的实物证据的话，那么，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则属于办案人员“制造”或者“制作”出来的实物证据。为避免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出现伪造、变造，提出证据的一方需要对这些证据所记载的内容进行真实性验证。这就需要那些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持有人、提取人、见证人出具证明材料，以便证明这些证据的内容不存在错误记载。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鉴真方法
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对鉴真制度的确立，属于借鉴美国证据法的结果。在鉴真的具体方法上，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并没有建立证人当庭辩认的规则，也没有要求那些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实物证据的人出庭作证，而只是借鉴了一种形式化的证明实物证据“保管链条”方法，要求运用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证据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笔录类证据材料”，从实物证据的来源、提取、收集、保管等各个环节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通过对中美鉴真制度的比较分析，来总结鉴真的主要方法，并对这两种鉴真制度的异同做出评价。
（一）美国证据法中的鉴真方法
在物证的鉴真问题上，美国证据法确立了两种方法：一是“独特性的确认”（ready identification或unique identification），二是“保管链条的证明”（chain of custody）。前一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对特定物的鉴真，也就是某一物证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或者具有某些特殊的造型或标记，证人当庭陈述当初看到物证具有哪些特征，并说明法庭上的该项物证与原来的物证具有相似的地方。由此，证人通过当庭提供证言，对该物证与原来所看到的物证的同一性做出确定的证明。[12]
作为另一种鉴真方法，“保管链条的证明”主要适用于物证为种类物的情形。也就是说，某一物证并不具有任何明显的特征，即便组织证人当庭辩认，也无法说清楚它具有特殊的造型、标记或其他特征。在此情况下，“独特性的确认”就变得无法适用了，取而代之的鉴真方法就只能是对该物证从提取到当庭出示的完整过程的展示。所谓“保管链条的证明”，其实是指从该物证被提取之后直到法庭出示它的整个期间，所有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该项物证的人，都要就其真实性和同一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证言，以便证明该项证据在此期间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13]
“保管链条的证明”对于证明某一物证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状态的改变，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容易被伪造、变造的物证，唯有经过每一保管链条的证明，才能使人相信这些在物品被发现时就具有的状态，在其接受检验、鉴定直至当庭出示时，都是一致存在的，而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否则，在有关物证的持有、检验、鉴定、出示或者其他处置环节出现任何形式的变化，都将被视为“保管链条的中断”。尽管这种中断并不必然导致物证可采性的丧失，但这毕竟属于物证鉴真环节上的缺陷，控辩双方可据此对该证据的可采性提出合理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