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殡葬管理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殡葬管理办法
陕政令 [2000]60号
《陕西省殡葬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2000年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程安东
二○○○年十月九日
陕西省殡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殡葬管理,推行殡葬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及其管理。
第三条 殡葬管理工作坚持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破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方针。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把殡仪馆、火葬场等殡葬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列入当地的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积极为推行火葬创造条件。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省殡葬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的殡葬管理工作。设区的市、地区行政公署和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殡葬管理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在殡葬管理工作中,要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加快殡葬改革和推行火葬的工作进程,提高服务质量。
卫生、土地、工商行政管理、公安、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殡葬管理有关工作。
第六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城乡基层组织,应当大力宣传殡葬改革,教育和引导群众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七条 城市、县城以及人口稠密、人均耕地较少、交通方便、殡仪车辆当日可以往返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其范围由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地区,可以按本办法的规定实行土葬。
第二章 殡葬活动管理
第八条 公民在实行火葬的地区死亡后,应当实行火葬。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实行土葬的,可以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公墓土葬。
第九条 公民在实行火葬的地区死亡的,由丧主或者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及时通知殡仪馆(殡仪服务站,下同)、火葬场接运遗体,并办理火化手续。
非正常死亡人员的遗体,经公安机关鉴定并出具非正常死亡通知书后,由丧主或者死者生前所在单位通知殡仪馆、火葬场接运遗体,办理火化手续。
无名死者遗体,经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明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殡仪馆、火葬场接运遗体并办理火化手续。
第十条 殡仪馆、火葬场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接运遗体,并对遗体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确保卫生,防止污染环境。
第十一条 死亡人员遗体在殡仪馆或火葬场存放不得超过7日,因特殊情况需延期保存的,应当经当地殡葬管理部门批准。
患传染病死亡人员的遗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火化遗体时必须凭公安机关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
火化后的骨灰,3个月内无人认领的,由殡仪馆、火葬场作深埋处理。
第十三条 提倡不保留骨灰。要求保留骨灰的,可以以寄存或者以树代墓等不占地或少占地的方式安置。
禁止骨灰入棺土葬。
第十四条 公民在实行火葬的地区死亡后,应在当地就近火化,遗体不得运往异地土葬。因特殊原因确需将遗体运回户籍地或居住地火化的,须经死亡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并用殡葬专用车辆运送。
第十五条 遗体的运送、防腐、整容、火化等,由殡仪馆、火葬场负责承办,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经营性殡仪服务业务。
第十六条 享受丧葬费待遇的死亡人员,应当火葬的,有关单位凭殡仪馆、火葬场出具的火化证明或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遗体捐献证明,按照有关规定向丧主发放丧葬费。
第十七条 可以土葬的地区内的公民死亡后,应当在公墓或农村公益性墓地内安葬遗体。在没有条件建立公墓或农村公益性墓地的地区,可以平地深埋,不留坟头。
对死者生前遗嘱要求火化或者丧主要求火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涉。
第十八条 死者生前自愿捐献遗体或丧主要求捐献死者遗体用于医学教学、科研的,在与遗体接收单位商定后,应到卫生行政部门办理遗体捐献手续,并由遗体接收单位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第三章 殡葬设施管理
第十九条 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堂、殡仪服务站、公墓等殡葬设施,由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根据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殡葬设施建设总体规划设置和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兴建殡葬设施。
第二十条 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的建设应当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按照节约土地、保护山林、美化环境的原则建设。
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应当建立在荒山、荒坡或者不宜耕种的瘠地上。
第二十一条 农村设置公益性墓地或公益性骨灰存放处应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
建设公墓应当由县级人民政府报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
(一)耕地、林地;
(二)铁路、公路(国道、省道)、通航河道两侧500米内;
(三)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
(四)水库及河流堤坝外侧1000米范围内和水源保护区。
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清理,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二十三条 骨灰公墓的骨灰安放格位和墓穴,凭殡仪馆、火葬场出具的火化证明办理租用手续。
农村公益性墓地或公益性骨灰存放处不得为村民以外的死亡人员提供遗体安葬或骨灰存放服务,墓穴或骨灰存放设施不得从事买卖、出租、转让等经营性活动。
第二十四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为活人建造坟墓或者建立、恢复宗族墓地;
(二)对已迁移、平毁的坟墓进行返迁或重建;
(三)在殡葬设施内构建封建迷信设施;
(四)传销、倒卖公墓墓穴或骨灰存放格位。
第二十五条 在公墓、公益性墓地安葬骨灰的单人墓或双人合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埋葬遗体的单人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4平方米,双人合葬墓不得超过6平方米。
公墓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的使用期限以20年为周期。期满需继续保留的,应办理延期使用手续。
第二十六条 殡仪馆、火葬场、殡仪服务站的运尸、火化、骨灰寄存等收费项目和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财政、价格主管行政部门制定。
第四章 丧事活动和殡葬用品管理
第二十七条 办理丧事活动应当遵守城市环境、卫生和交通管理的规定,不得占用城镇街道或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不得在送葬途中抛撒“冥币”或其它迷信用品。
第二十八条 信仰宗教的公民死亡后,为其举行丧礼、祷告等宗教仪式的,应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或其家中进行。
第二十九条 禁止制造、销售迷信的丧葬用品。
禁止在实行火葬的地区出售棺材等土葬用品。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条 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它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其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三十一条 墓穴占地面积超过本办法规定标准的,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25条规定的,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予以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依照本办法实施的行政处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执行。
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单位罚款20000元以上,对个人罚款600元以上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殡仪服务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要、收受财物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退赔,并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公墓,是指遗体公墓、骨灰公墓和塔陵园等骨灰存放设施。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0年11月1日起施行。1986年2月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陕西省殡葬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对江苏海门法院的实证分析
尹振国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0553件，首次突破万件大关；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10744275件。但同期全国法院法官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就江苏省法院系统而言，2004-2008年，全省法院系统各类案件的受理数呈逐年递增趋势，2008年案件更是呈“井喷”之势，达到882352件，增幅为历年之首，比2004年增长62.64%。其中，省法院受理案件8135件（不含减刑假释案件），同比增长178.6%，中级法院受理案件66826，同比增长19.37%，基层法院受理案件807391件，同比增长25.74%。全省基层法院承担了91.5%的审判任务，始终于司法的第一线。2008年，江苏各级法院审判人员人均结案达117.49件，同比增加29.34件，是2004年的1.81倍。由于基层法院的受理了绝大多数的案件，基层法官人均结案数要大大超过全省平均数，基层法官普遍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基层法官是履行法院职能的基本队伍，是法治建设的主要基石，这个基石不能有半点松垮或断层。笔者希望通过对自己所在基层法院出现的“案多人少”这一现象进行归纳分析，并探求解决这一难题的对策，以引起各级党委、人大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基层法院的高度重视，实实在在地帮助基层法院解决面临的紧迫问题。
一、案多人少的基本概况
（一）案件数量呈爆炸性增长趋势
2006年以来，我院收案总数直线上升，3年来案件平均增长率为13%，据统计，其中，尤以民一庭、民二庭与执行局案件增长迅猛。民庭（民一庭、民二庭）2008年收案数与2007年收案数相比增长24.38%，执行局2008年收案数与2007年收案数相比增长14.53%。人均结案数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08年全院人均结案数是168.94件，同比增加44.66件。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各种新型、复杂、疑难案件增多，再加上人民群众对司法解决纠纷的期待越来越高，对法官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官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二）法官队伍出现断层并且日益老化
近年来，法院在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基层法院的队伍建设得整体状况不容乐观，基层法院队伍逐渐出现了“法官断层、年龄老化、人员缺编、人员流失、素质降低”的趋势，这进一步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影响和制约了基层法院的发展。
（1）从法官队伍来看，呈逐年递减趋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法治的逐步推进，基层法院所承担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基层法院人员紧缺、人才断层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基层法院法官人数总体上呈逐年递减趋势。2006年-2008年，我院有5名法官调离法院，年老法官退休18人，此三年无法官补充，我院具有法官资格的人数呈逐年净减趋势，人才断层问题日益突出，审判力量明显不足。
（2）从年龄结构来看，呈逐年老化趋势。近年来，基层法院普遍出现人才流失、人才难进、法官人才短缺等现象，法官年龄老化，存在老、中、青比例失调的现象，法官队伍在年龄结构上出现了明显的“断层”现象。以我院为例，在具有审判资格的人群中，法官年龄逐年增大，至 2008年底，35岁以下的法官人数骤减，仅2人，而30岁以下的法官没有一人的状况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支撑基层法院运转的中坚力量，是一群45-55岁的法官，法官老龄化的趋势令人担忧。
（3）从法官学历来看，经过专业法科训练的人数偏少。中国现有各级法院3548个，法官20多万人，法官与人口的比例已经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然而，法官素质总体上仍不够理想，仅就学历（仅统计全日制教育）而言，大学本科(含非法学本科)学历不到12万，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不到1万，大专以下学历的仍有四成。（引自徐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官》，2009年5月18日徐昕博客）就我院法官队伍的学历来看，大学本科学历的仅有7人，占法官总数的9%；大学法学本科学历的有5人，占法官总数的6.4%；高中、中专学历的有65人，占法官总数的84.4%。就近五年来招聘的后备法官而言，毕业于“五院四系”的仅有5人，占招录总数的20.8%。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必须转变法官队伍规模扩张的观念，大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打造精英化的法官队伍。
案多人少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官的精力牵扯过多，知识难以更新；片面追求高结案率、高调解率，案件的质量无法保证；大量的案件涌向法院，法院付出的司法成本日益沉重；长时间负荷工作，法官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除了生理的压力以外，精神方面的压力也使得法官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向法院集中，疑难复杂、新型案件和群体性案件不断增多，法官办案既要注重法律效果，又要追求社会效果，还要面临二审改判错案追究，加上法院受外界不正当干扰，法官办案难度压力大。
由此可见，当前基层法院面临着案件暴增和法官队伍断层的双重压力，这一问题若得不到高度重视并加以有效解决，将对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二、案多人少的原因分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法院案多人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因归结为法院外部的原因和内部的原因两个大的方面。
（一） 外部原因
1、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但是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仍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仍为得到根本改变，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各阶层差距拉大。
中国传统社会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个别地方因“仇官仇富心理”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2、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引发了社会纠纷的剧增。随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社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同时，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加上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如土地承包权纠纷、国有土地使用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
3、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新旧体制产生巨大摩擦，社会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并明显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力不从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
4、基层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传统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功能减弱，诉讼外解决纠纷的体系还不够完善。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往返于城乡，形成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随着社会的进步，“熟人社会”遭遇结构，价值观日益多元，基层政权的权威和控制力日益减弱，传统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如家族调解、人民调解组织）功能弱化，大量的纠纷必将进入法院；另一方面，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流动。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未被城市真正接纳，造成他们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权益一旦受损害，往往诉诸暴力或其他类型的自力救济，引发违法犯罪。
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方式除以法院判决和法院调解为主的诉讼解决方式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机制、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以及民间组织调解，还包括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它们共同组成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但由于存在各自为政、适用法律依据不一、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以及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总体看，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纠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有些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程序运作与现代ADR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相去甚远；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如人民调解制度），有的则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引自沈恒斌主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５、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群体形成，利益多元化的结果是价值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涌现，人民社会信仰丧失，伦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减小，一些消极颓废思想也沉渣泛起，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些思想不仅产生摩擦和矛盾，而且毒化人民的思想，造成家庭不和睦、社会不稳定。如近年来，随着离婚率不断上升，离婚、抚养案件大量涌向法院。
6、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稳步推进，加之五次全民普法工作的加强，人们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日益增强。
7、法律原因。（1）国家立法机关加大了立法步伐，对各类社会新型纠纷、涉弱势群体纠纷、集团性纠纷的处理程序作出新的规定，进一步加强诉权保护力度，更倾向于当事人充分利用法院解决纠纷。《道路交通安全法》、《物权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主要法律，都过多地把纠纷处理权向法院集中，这同样使得基层法院收案总数逐年上升。（2）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院管辖案件的标的大大提高。我院的管辖标的即由原来的100万元调整为800万元。这一调整的结果使得我院受理民商事案件的数量急增。（3）诉讼收费的全面下调大开了基层司法的大门，引发了基层司法资源供需矛盾的再度爆发。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在建设和谐社会大背景下，我国于2007年4月1日全面下调诉讼费用。劳动争议案件几乎成为“免费的午餐”，占民事案件绝对多数的婚姻家庭案件、交通事故案件、一般人损案件也只是象征性地收费，结果保障人民群众接近司法，诉讼门槛骤然降低的同时，也形成了法院收案急增的态势。
8、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衰退的继续扩散和蔓延，对我国的经济形势、社会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金融风暴的冲击，去年下半年和今年1－3月份，海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工程建设合同纠纷案件、劳资纠纷案件数量呈暴增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