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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4月25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995年7月29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三章 部门、单位及公民责任
第四章 社会保障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必须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
（一）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经济建设的犯罪分子；
（二）严密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堵塞违法犯罪活动的漏洞；
（三）加强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文化、道德素质，增强法制观念；

（四）鼓励公民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五）调解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
（六）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妥善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人员，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第四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有效控制，社会丑恶现象减少，治安秩序良好，社会稳定，群众有安全感。
第五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坚持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实行谁主管谁负责、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及属地管理原则。
第六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州、县（市）、行政区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积极参与。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骨干作用。
第七条 凡在本州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驻军部队、企业事业单位、村（居、牧）民委员会及其它组织和公民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八条 州、县（市）、行政区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备相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乡（镇）、街道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由一名副职领导专门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村（居、牧）民委员会必须有一名主任或者副主任分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百人以上者，凡未设立保卫机构的，必须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设有保卫机构的，可与综合治理机构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个机构；不足百人又未设立保卫机构的，必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本州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是组织、协调、指导本地区、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专职、兼职人员，负责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日常事务。
第九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
（二）研究制定和组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并接受所在地区和上级主管部门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指导、协调、监督；
（三）监督、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推进一票否决权制度的实施；
（四）总结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经验，决定表彰、批评事项，或者向有关主管部门、单位提出奖惩建议；
（五）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宜。
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的主要职责与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职责相同。
第十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区，按行政区域、部门、单位建立，实行领导负责制。
各地区、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正职领导人，为本地区、本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首要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管责任人。
第十一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应当从实际出发，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目标，并层层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落实目标责任制。
第十二条 州、县（市）、行政区人大常委会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应当经常进行检查、监督，听取同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汇报，组织人大代表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情况，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第三章 部门、单位及公民责任
第十三条 各部门、各单位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及时查处各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妥善处置各种突发事件；
（二）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对公民控告、检举或者扭送的犯罪人员，都应当接受，及时依法处理，并保护控告、检举、扭送人员的安全；
（三）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制定、落实各项治安管理措施，加强对旅店、废品收购站等行业的管理，并检查、指导各单位内部的安全保卫和群防群治工作。格尔木、德令哈两市建立巡警队。其它县政府、行政区驻地也要坚持上街巡逻执勤；
（四）搞好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暂住证登记和劳务用工管理制度，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防范、打击其中的违法犯罪分子；
（五）结合办案注意发现治安隐患，提出司法、检察建议，督促有关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防范机制；
（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七）做好劳改、劳教检察工作，提高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质量；
（八）做好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保外就医、假释人员的监督、改造、考察工作。做好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回访、帮教工作；
（九）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十）协助有关部门疏导、调处各种民间纠纷，防止各类矛盾激化；
（十一）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执法职责的履行，应依据武警部队有关规定，在当地公安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实施。
第十五条 各级文化部门应当充分发挥文化馆、文化站的作用，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制止和取缔具有反动、色情、淫秽、暴力、凶杀、封建迷信内容的有害读物的制作、销售；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文化娱乐场所的管理，取缔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
第十六条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部门应当积极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先进典型；组织制作、播放健康有益的影视节目，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法制宣传教育；制止反动、色情、淫秽、封建迷信等音像制品的制作和播放。
第十七条 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加强对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重视校风校纪建设，开展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
第十八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指导村规民约的制订和执行；做好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工作和流浪乞讨等人员的收容遣送工作；及时调处乡（镇）之间、县（市）之间边界纠纷；配合组织好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单位。
第十九条 劳动人事部门应当做好待业人员的就业培训、指导和服务工作，帮助失业人员、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就业。
第二十条 医药卫生部门应当加强医药市场和医疗秩序的管理，查禁有毒有害食品、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器械，取缔非法行医；管好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和放射性药品，配合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禁止吸食毒品和对吸食毒品人员的监测治疗和康复以及毒品的鉴定工作。
第二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物价和技术监督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对工商企业、商品市场的监督管理，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个体劳动者协会应当加强对个体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增强遵纪守法意识。
第二十二条 城建规划、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将公共场所、开发区、城镇居民住宅区的安全防范设施和公安、司法机关派出机构以及消防、交通警察等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并负责监督和实施。会同有关部门调解土地纠纷，查处违法案件。
第二十三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加强对铁路、公路、车站、机场的治安管理，维护站、车秩序，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打击抢劫、盗窃货运物资和旅客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搞好护路联防，维护交通安全。
第二十四条 公安、矿管、农牧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采金采矿人员的管理。
采金采矿人员必须办理批准手续，在指定范围内依法开采，不得携带枪支、弹药等武器进入矿区，不得猎捕国家禁猎的野生动物，不得破坏草原、森林和其它植被，不得危害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
第二十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加强对职工、青少年、妇女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鼓励他们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积极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并协助治安保卫及综合治理部门，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络，维护好本地区、本部门的社会治安
秩序。
第二十六条 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工作的管理。凡外地来我州进行宗教活动的，须经当地宗教管理部门同意并报州民族宗教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审批；对冒充宗教人员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的，一经发现除没收非法所得外，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驻本州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部门应组织部队、民兵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搞好军、警、民联防工作。
第二十八条 村（居、牧）民委员会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实行依法治村、民主管理；
（二）对居民、村民、牧民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防盗、防火、防治安灾害事故教育，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度；
（三）建立健全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加强治安防范，调解民间纠纷；
（四）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
（五）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做好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以及保外就医、假释等人员的监督、改造、考察工作；
（六）配合有关单位做好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
（七）关心青少年身心健康，配合单位、家庭、学校做好对失足青少年的教育挽救工作。
第二十九条 农村牧区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农（牧）户联防、民兵值勤等治安联防活动。
第三十条 家庭应当教育家庭成员遵纪守法，尊老爱幼，搞好邻里关系，配合社会、单位、学校加强对家庭成员尤其是青少年子女的教育。监护人应当履行对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监护责任。
第三十一条 群防群治组织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接受主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制止和举报，并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或者提供线索，不得纵容、包庇、窝藏违法犯罪分子。公民对正在实施犯罪或者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的、越狱逃跑的、正在被追捕的人犯，有权扭送和举报公安、司法
机关依法查处。
第三十三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
单位内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费，由本单位列支。
社会群防群治工作所需经费，经州人民政府批准，坚持自愿、受益、适度和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可以适当集资。

第四章 社会保障
第三十四条 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牺牲的，依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逐级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烈士称号，并根据有关规定，对其家属给予抚恤；不够烈士条件的，比照因公死亡对待，并一次性发给抚恤金。
对见义勇为事迹突出的公民，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给予表彰奖励，可以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
第三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误工的，视同出勤；致伤致残的，由其所在单位按工伤对待。
公民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致伤致残的，其医疗、生活补助费，由致其伤残的行为人或监护人承担，行为人确实无力承担的，由行为人所在单位承担；行为人没有单位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参照国家有关参战致残民兵、民工的规定办理。
公民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致伤的，医疗单位必须及时诊治；医疗单位不及时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部门应当追究医疗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对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受到表彰奖励的城镇待业青年、农村牧区青年，在就业、参军等方面，应当予以优先照顾。
第三十七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支持和保护群众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对打击报复见义勇为人员的违法行为，由有关部门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州、县（市）、行政区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公民。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九条 各级综合治理委员会应当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责任与单位和个人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挂钩。各县、市、行政区对本地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每半年检查评比一次，全州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每年检查评比一次。
第四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经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推荐，报请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批准，给予表彰、奖励：
（一）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调解民间纠纷，避免矛盾激化有突出功绩的；
（三）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或者同违法犯罪分子作坚决斗争，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有突出贡献的；
（四）在治安防范、安置帮教和法制教育等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五）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献计献策，经有关主管部门采纳实施后，取得显著社会效益的；
（六）单位主管负责人和治安责任人尽职尽责，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做出优异成绩的；
（七）保护、抢救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有功的；
（八）协助公安、司法机关侦破特大、重大案件的；
（九）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四十一条 经地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考核，没有达到规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或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区、单位，由县级以上地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给予通报批评，并可以建议主管部门给予首要责任人，主管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适当的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
（一）不按本条例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的，或者本地区、本单位治安秩序严重混乱的；
（二）对内部矛盾和纠纷不及时化解，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后果，危害社会治安的；
（三）存在重大治安隐患，经有关部门或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提出警告、司法建议、检察建议、整改建议，拒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力的；
（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不落实，发生刑事案件或者治安灾害事故，致使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不认真查处和改进工作的；
（五）疏于防范和管理，连续发生案件，又不积极采取措施改进的。
违反前款规定的地区或者单位在治安面貌未改变之前不得评选为文明、先进单位，其首要责任人，主管责任人，不得评选先进、模范，不得晋职晋级。
第四十二条 对于不认真履行本条例规定责任的部门和单位，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有权督促其履行，并给予通报批评；如果仍不履行的，可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接到建议的机关必须在三个月内将调查、处理情况，送达提出建议的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对治安积极分子、证人和检举揭发违法犯罪活动的公民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并由当地县级以上地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建议批准机关撤销其荣誉称号。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按本条例有关规定处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5年7月29日
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