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矿产部关于转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特定矿种”和“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法律适用解释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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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农村普宪”，提升农民民主意识

徐升权（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210046）


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三大建设之一。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成为一种社会观念，作为一种信仰进入民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追求；公民拥有高水平、深层次的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直接目标之一。在我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民民主意识水平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出全国的整体民主意识水平。目前，在政治建设过程中，党和政府在农村实施了多项有益的改革：特别是大力提倡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大了对农民民主意识的关注。


我国农民民主意识的现状简析


总的来说，由于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再加上小农经济的封闭性限制，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严重缺乏。这一认识从下面两点可以得到证明：


1.农民对宪法确认的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认识不清


曾在报纸上看过有一篇文章题为“把农民当作公民看”。这一题目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现阶段，农民并未能够真实实现其是国家主人的地位。这个不仅仅是因为许多非农民异样的对待农民，还因为农民自身没有能够充分认识自己是国家主人的一部分和行使主人的权利。
农民在对待政治时，表现出参政情绪不高，参政程度不够。在农民生活中，政治生活几乎已经被排除在外。大部分农民对政治的关注，至多表现为“听听”，而在日常生活中绝不会思考和论及。


2.农民的“公民基本权利”意识淡薄


公民的基本权利意识是社会民主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我国公民特别是农民的义务观念浓厚，而权利意识淡薄。许多农民把那些公正、廉洁的干部奉为“青天”和“父母官”。他们的权利意识严重错位。中国人民大学韩大元教授于2002年主持的“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显示：被调查的农民对于关于农民基本权利的知识的题目的答对率极低，个别问题的答对率仅有11%。农民权利意识淡薄使得其在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同时，这也反映出农民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
另外，农民民主意识不高，还可以从农民对待选举权的态度得到证实。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拥有选举权，当然农民也毫不例外的享有这项基本政治权利。我国选举制度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体现。在农村，在对待选举权上，许多农民是选择放弃的。即使不放弃这项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也是带着随意的心态的。许多农民认为选举与自己没有关系，多自己一票或者少了自己的一票，不会影响整个选举。根本没有意识到参加选举是我国现阶段实行民主的重要方法。


提升农民民主意识的方法探寻


我国正处于现代化民主法治建设的宏伟工程之中，寻找到一条提升农民民主意识的道路是必要的。它关系到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要求。
提升农民民主意识需要多渠道、多方面来进行。需要农民和党及政府双方共同争取。笔者认为：在农村切实普及宪法知识，提高农民的宪法意识、权利意识，创造出“学习宪法、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是提高农民民主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这是在分析当前农民民主意识现状后找到的针对性解决方法。
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法赋予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确立了我国的民主制度。对宪法的学习了解，将使得农民正确行使和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积极参政，形成符合国情、符合时代的民主意识，充分贯彻实现民主制度。
如何进行“农村普宪”工作？笔者认为：应当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以县级地方人大、政府及司法机关为主要力量，发挥农村党员的先锋模仿作用，长期有计划的普及宪法知识，全面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促进我国宪政民主建设。具体如下：


1.县级人大、政府及当地司法机关可以联合成立专门的“农村普宪工作组”。筹建出由当地优秀法律人才组成的拥有强民主意识的农村普宪工作队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其区域内专门从事农村普宪工作。通过多方式宣传宪法、民主的相关知识，提升农民的民主意识。


2.通过对农村党员的教育，提升他们的宪法意识、民主意识，使得他们能够协助“农村普宪工作组”工作。并承担在农村长期宣传宪法知识，带头参与民主活动的重要任务。在实践中，与普通农民一道提升民主意识。


3.各县级政府要与农民之间建立稳定的紧密关系。为农民提供行使民主权利、发扬民主精神的便利渠道，确保农民的民主意识不断的得以提升。


4.村级自治组织要解放思想，主动为当地农民提供学习宪法，发扬民主的场所及其他条件。鼓励农民参加提升民主意识的学习活动。


5.农村普宪要同普及其他法律相结合，综合提高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诉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一项诉讼活动。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所不同的是，行政诉讼因官与民之间的纷争而引发，现实地位的悬殊使得由何人代表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在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成为当下行政审判重要使命的背景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对于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满足民众行政纠纷实质性解决诉求有着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鉴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对于我国依法行政进程的重要意义，以及当前实践中行政首长不出庭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现就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做如下分析：

　　一、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可行性分析

　　（一）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法理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为诉讼。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法律虽然没有对行政首长必须亲自出庭应诉作出明确规定，但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作为我国基本行政领导制度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从法理意义上说，宪法所确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是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

　　（二）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依据。

　　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强调指出，“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出庭应诉、答辩”。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党政机关和人大还出台了行政领导出庭应诉的制度，如《四川省人民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二??八年度安排》、《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安徽省合肥市《关于试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通知》以及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11）7号）等等，都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提出了原则要求和具体的规定。上述规定，为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基础。

　　近年来，随着行政机关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试点地区，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领导出庭应诉的个案越来越多，为全面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2004年江苏省海安县两任县长出庭应诉，206位行政机关负责人先后出庭应诉，连续五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对海安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称其为“海安样本”，并要求推介落实。我省的沈阳、鞍山、朝阳等市也有不少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和案件协调和解率同步大幅提升的现实，成为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基础。

　　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必要性分析

　　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和探索必须追求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注重实践效果。当前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便有着很好的社会效应及法律效应，对于消除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引导社会走向法治，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社会矛盾，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审判实践看，行政机关负责人作为行政机关的“一把手”、“掌权人”，出庭应诉有其必要性。

　　（一）有利于增强行政机关领导人的法律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我国现行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决定了行政首长对本部门的依法行政工作负总责。“一把手”出庭应诉，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对本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事实、法律和程序方面进行全面的掌握和考量。通过出庭应诉，可以促使其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化依法行政意识，强化依法行政的责任感，从而进一步提高决策水平。

　　（二）有利于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执法典范，推动行政机关工作作风的改进。实践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时，通常本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旁听的比例较高，对执法人员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行政机关负责人在法庭上直面行政相对人，平等地据理力争，据法力辩，也能更直接、更有力地促动工作人员改进工作，进而加快本机关工作作风的好转。

　　（三）有利于化解官民矛盾，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尊重和对其合法权益的重视。在诉讼中，许多行政相对人觉得自己与行政机关“一把手”平起平坐，实现了诉讼地位的平等性，在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大大缓和了与行政机关的对立情绪，有利于行政纠纷的解决。另外，行政机关负责人亲自出庭，对行政相对人存有异议之处耐心解释，对机关本身存在问题之处虚心改正，真正地从源头上化解了官民矛盾，能更好地促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四）有利于法治政府形象的展示。以积极的态度出庭应诉，既是对群众和法律的尊重，也是法治政府良好形象的展示。行政首长作为被告出庭在社会上会造成震撼，产生一种效应， 表率作用明显。随着依法行政的推进，行政机关尊重法律、尊重公众的做法会越来越多地赢得民心。

　　（五）有利于提高群众的法治意识，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民告官却不见官”现象的存在，客观上给老百姓造成行政机关拒绝接受司法监督的印象，容易使行政相对人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从而产生寻求上访等途径解决问题的想法。行政机关负责人积极主动地出庭应诉，不仅有利于诚信政府的打造，而且对群众也是一种法制文明的宣传，有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加快推进法治进程。

　　综上，无论从法理考量、政策层面的分析，还是比照其他省市实行行政首长出庭的成功做法，我认为，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已成为建立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和历史必然。当然，在具体工作中，考虑到行政任务的繁杂以及行政效率的保障，应该用一种兼具合理性与现实性的操作方式，可以在不同行政层级之间设定不同的条件，来确定各级行政首长需出庭应诉的案件。而对于原告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案件，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涉及一个地区或一个领域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以及涉及政府重大决策合法性案件等，尤其应当要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