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际航空电讯协会从中国境内收取费用有关税收处理问题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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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际航空电讯协会从中国境内收取费用有关税收处理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际航空电讯协会从中国境内收取费用有关税收处理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税函[2003]7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国际航空电讯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是在联合国注册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协会的主要活动是利用其网络系统，为国际航空运输业提供信息和通讯服务，我国已有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等12家单位加入该协会，成为其会员。关于协会向会员提供信息服务所收取服务费、信息处理费和管理费等税务处理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际航空电讯协会从中国境内会员收取费用有关税收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1〕217号）已做出了明确规定。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来函反映，我国境内非会员单位有时也会借用会员代码，进入协会系统查询信息资料，支付网络服务费、信息费;此外，由于为便于对外结算，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对其系统用户所支付的费用，指定一企业统一办理对外付汇业务，在开具税务凭证上也遇到问题。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协会向我国境内用户提供网络、信息处理等服务，由于其提供劳务发生地在我国境外，其从我国会员单位或非会员单位取得的网络服务费、信息处理费等费用，根据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不予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有关单位在支付上述费用时，各地可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非贸易及部分资本项目下售付汇提交税务凭证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1999〕372号）的规定，经审核后开具不予征税的税务凭证。
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为协会注册登记会员，其会员代码为CA。由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系统及其下属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等单位以CA代码索取信息较多，为便于统一对外付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指定民航电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向协会办理以CA代码索取信息、接受服务应付费用的结算。对此，有关税务机关可对民航电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支付的上述费用，审核开具不予征税证明。今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统一办理结算业务的企业发生变化的，由其报当地税务机关核准备案。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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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法国民法典》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即“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鉴于其标的的特殊性—争议或纠纷，法律赋予和解合同终极的既判力。和解合同呈现出合同起源和裁判效力的混合性质。一方面，它在救济途径上不同于生效裁判，采取合同无效救济途径，并非诉讼上的再审程序；另一方面，它在合同无效事由的追究上，体现出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和解合同随着ADR的推广从民法典领域进入纠纷解决领域：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赋予和解合同执行效力。此程序正好与我国新确立的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相似；因此，通过与法国和解合同的比较法研究，可以寻求完善我国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之借鉴经验。
《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至第2058条规定了一个特殊的有名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1]它的特殊源于其标的—已产生的争议（contestation）或潜在的、可能产生的争议。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和解合同是指“当事人用以解决已发生的争议或预防争议发生而缔结的合同”。和解合同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查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14世纪的著名评论法学家巴尔托勒（Bartole）宣称：“和解是所有合同中最有用的种类之一。”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之一佩阿马卢（Préameneu）声称“和解将是解决争议的最巧妙手段”。从其属性和标的的性质来看，和解合同处于“程序法和实体法交叉的十字路口”。[2]由于和解合同纳入民法典的规定中，法国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它的研究；这种现象直到法国ADR的发展才得到改变。和解合同作为友好解决争议的一种和平手段，正式纳入法国ADR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和解合同已经从民法中的‘小合同’演变为涉足广泛领域的一种争议解决的和平手段。”[3]为鼓励和解合同的适用，1998年第1163号法律规定：“当和解交易失败后进入诉讼程序，对在和解交易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应当支付报酬。”法律援助的范围推广到和解合同的签订中。随着法国私法学家的论述深入和判例的逐渐补充，和解合同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增设了“相互让步”（concessions réciproques）作为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因此，和解合同应是“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
2002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此条已落实到2010年颁布的《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争议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将合同性质的界定推广到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对民事争议调解后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可以说，此处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与法国和解合同中的“相互让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我国的法律最近也确立了对此类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于该程序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然而，我国确立的司法确认程序中存在许多未决问题，如司法确认程序的法律性质、受理范围、案件管辖、申请方式、条件和期限、审查范围、审理规程、调解协议内容的调整、司法文书形式、撤回申请与程序转换、确认错误的救济。[4]
鉴于和解合同标的的特殊性，法国法律和判例对于该合同的生效条件、法律效力、无效事由、与法官的关系上有着特殊的规定。这些特殊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小心保护当事人合意的真正落实。我国法律将诉外调解协议的性质定义为民事合同可谓一大进步；然而，关于这种特殊合同的具体实施，学者们的探讨则比较少。我们试图通过对《法国民法典》中和解合同适用的研究寻求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
根据1995年2月6日关于发展和解合同以求友好解决争议的通告，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包括：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虽然《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第2款规定“和解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但是，根据法国的有关判例和学术界的论述，书面形式不是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而只是一种有利的证明方式。[5]
（一）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
《法国民法典》第2045条规定：“为进行和解，必须具备处理其涉及标的的能力。”和解是一种涉及对权利的处理行为，所以它要求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如此，已解除监护的未成年人自然享有和解的能力。对于受监护的未成年人或受监护的成年人，他们的和解行为需要得到监护法官（juge des tutelles）的同意；监护人可以在获得家庭委员会（conseil de famille）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代表未成年人进行和解。对于财产受管理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财产管理者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进行和解。受司法监管的成年人可以进行和解，但是其签订的和解合同可以因损失的原因而撤销。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把和解权授予其他人行使。例如，在司法破产管理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单独或在法官委任的管理者的帮助下进行和解；在司法破产清算程序中，得到法官授权的清算人，在传唤债务人后，可以与债权人就相关的争议进行和解。于是，在审查和解合同时，合同签订人是否具备和解权是关键。
（二）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
与其他合同一样，和解合同的标的必须为可交易的事物，并且必须遵守公序良俗的有关规定。法国判例规定，和解合同通常只能处理已产生的权利（droits acquis），而不包括未来的权利（droits futures ）。例如，当事人只能就已确定的抚养费数额，而不能就将来抚养义务产生的数额进行和解。[6]和解合同确定的抚养费数额可以根据事后相关因素的变化增加或减少；相反，有关禁止增加或减少抚养费的规定则是违背公共秩序，将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与保险人或肇事者可以就将来发生的后果（即使是不可预知的）进行和解；但是，任何一方可以在和解合同签订后15日内自由选择撤销该合同；而且，受害人在10年内保留一项权利，可以要求加害人对伤害的恶化要求补充赔偿。这些判例所表明的中心意图就是避免当事人在“不明白”的情形下作出权利的妥协和让步。纠纷解决时，当事人对于未来的权利暂时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可能出于某种不得已的考虑，或者对自己权利所面临的形势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就作出选择；如此，这样的选择本身是不明智的，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
和解合同的范围自身就是一个公共秩序性质的问题。在商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比较宽广，几乎不受限制，除非有特别规定。然而，在民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受到的限制比较多。[7]例如，禁止就涉及身份权的事项（亲子关系、离婚或同居关系的解除、国籍）进行和解，但是因身份权产生的金钱方面的利益除外。下列情形下涉及家庭财产处理的和解合同无效：侵犯继承保留份额的；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试图替代委托遗赠的受益人的；掩盖因无能力接受捐赠的绝对无效事由；试图使因形式欠缺而归之无效的赠与生效的；涉及法律禁止的关于未来遗产分割的协议。在债权和物权方面，和解合同在下列情形下处于无效：以赌博债务为标的的；标的在于约定公务员职位转让的价格的；提前放弃追究他人责任的诉权的；要求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必须在和解签订之日评估的，等等。在社会法（droit social）领域中（包括劳动法、租约法、保险法、消费法），鉴于当事人力量的不平等，判例对于和解合同的适用给予更多的关注，目的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劳动法为例，劳动者一方只能就他被解雇后的后果进行和解；因此，劳资双方的和解合同只能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或者劳动者收到解雇信之后签订，之前签订的和解合同将因违反公共秩序导致绝对无效。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由于法官对公共秩序原则的解释过于宽泛而显得有些狭窄；因此，其适用范围中的公共秩序原则到底应如何界定，也是那些致力于推广和解的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三）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
与古罗马法不同，《法国民法典》中的和解合同，不仅用于解决争议，而且被当事人用以消除他们法律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即使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争议）。这种扩张后的争议范围广泛被罗马一日耳曼法系国家采用。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合同是以争议的存在而展开的？这个问题在司法程序中的和解容易得到解决。在司法程序启动之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现实地呈现出来，和解的标的自然容易判断。司法程序外进行的和解需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区别对待。关于法律事实，如被害人和肇事人或保险人之间就伤害事实所产生的分歧即“争议”。关于法律行为，需要考虑和解合同介入的时间。例如，在买卖合同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就合同标的的有关事项（如价格）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能定为“争议”；因为这时合同未签订，没有产生任何权利，也不能产生任何诉讼（先合同义务除外）。如果双方最后就此达成协议，此协议并非和解合同，而是买卖合同。如果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双方的矛盾意见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争议，成为和解合同的标的。
（四）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
关于此项条件，《法国民法典》没有规定。当时的民法典制定者之一普提也（Potier）采纳了杜马（Domat）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和解，不需要给予什么，也不需要承诺什么”。[8]由此，当事人在和解中不需要进行任何让步，而只是接受也可以。然而，“和解的基础，不是探索理想的正义，而是利益会合的安排。”[9]实践中关于和解的法律都要求：“如果没有任何给予、抑制、承诺，和解不可能发生。”所以，第四项条件可以说是民法典立法者的一个疏漏。于是，随后的判例和学术讨论将该项条件补充到和解合同中。
然而，如何定义“相互让步”？法国判例一直未给予明确的界定，而是留给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最高法院通常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不会具体衡量个案中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的客观相等性；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concession dérisoire）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成为撤销和解合同的条件。[10]1995年2月6日关于和解合同的通告中明确说明：“当事人之间相互作出的让步无须在规模上对等化，但是它们必须具有最起码的可靠性。只有一方单方面做出的对所有事项的让步，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然而，最高法院并不对相互让步的事实进行详细的审查。当没有明显的不平等揭示互相让步的缺失时，和解合同的效力将不会被质疑。不过，行政法官的地位比较严格，因为行政机构从来都不被允许赔偿他不应给付的数额。”在社会法方面，判例特别关注有利于劳动者一方的平衡。所以，它侧重于评估雇主一方的让步的实质性。也就是说，偏向于作出对劳动者的有利解释。
法国法院对和解合同中“相互让步”的界定体现了他们面对和解合同适用的一种犹豫：一方面，他们清楚知道法官对和解合同不宜干预太多，因为和解合同毕竟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如果干预过多，则是以法官恣意取代当事人合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现实中当事人的力量不平等是会导致不公平协议的产生，在合同领域就是如此，绝对的契约自由是不可靠的，法官的介入也是必需的。如此，法官的介入到底应持什么样的尺度？法国最高法院试图给予它的法官们一个指导原则，即注意相互让步是否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一方作出了重要的让步，而另一方仅仅存在“微不足道”的让步。一般人的做法是希望自己在作出让步时，对方能作出对等的让步；即使不是完全对等的，最起码两者的对价相比较不能悬殊太大；一旦悬殊过大时，任何人都可以合理怀疑这种让步是非真实的、并非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应当是受到某种因素的干扰而作出的不得已行为。所以，法国最高法院允许法官在当事人的申请下对此类情形实施干预，否认该合同定义为和解合同的性质。
二、和解合同的法律效力
“相互让步”不是和解合同的成立条件，而只是一个资格条件。因此“相互让步”的欠缺只不过是使合同丧失成为和解合同的特征，但仍保留其作为一般合同的特征。这时就涉及和解合同与一般合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两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为什么要就争议作出相互的让步成立和解合同；此举就是在于追求法律规定的和解合同的特殊效力。从合同效力的引申来看，和解合同具有合同的强制效力。当事人应当遵守他们之间签订的和解合同；否则，他们将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然而，标的的特殊性决定其效力不同于一般合同。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和解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终极的既判力（1’autorité de la chose jugee en dernier ressort）。根据既判力的理论，对于和解合同处理的争议标的，法官将没有权力再予以处理。法官权力受限制的前提是：同一标的、同一原因、同一当事人。和解结束纠纷时便排除当事人就和解标的的起诉权。如果一方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反对和解的既判力，她将面对依据既判力抗辩的同样条件和特征提出的和解抗辩（exception de transaction）。和解抗辩在任何情形下可导致诉讼的不予受理（fin de non-recevoir）。
有学者如此解释《法国民法典》为什么对和解合同使用“既判力”的字眼：民法典第2052条对于和解合同效力的规定，不是来自纠纷事实的真实，而是来自当事人约定不求助于诉讼的合同义务所产生的强制力；该条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可以最终确定他们各自权利的状况，这种“确定”相当于裁判的效力，所以立法者采取“既判力”的说法。[11]和解合同的效力本质源于合同效力，即双方当事人接受合同义务产生的约束力，并非如判决中“法律事实”产生的效力；如此，和解合同的既判力显然与判决的既判力从根源上是不同的。于是，其他法国学者对于民法典采取的和解合同“既判力”说法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容易在司法裁判依附的真实推定和既判力抗辩产生的遵守技术方面导致混乱。[12]他们提出：首先，“终极”（dernier ressort）一词的使用不恰当，因为从字面上看，意味着和解只能依据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程序（pourvoi en cassation）提起，而事实上是和解只能依据针对合同无效的有关法律途径启动。其次，此处的“既判力”也不等同于司法判决的既判力的传统概念，只包含后者的部分解释。根据相关判例，和解的既判力不能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提出，只能由一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或上诉程序中提出；也不能在最高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中提出。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能阻碍欧盟成员国对当事人就该纠纷作出的判决的效力”。[13]根据欧盟法的规定，和解合同在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承认中只具有等同于认证文书的效力。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将第2052条中的“终极的既判力”改为“协商事项的效力”或“合同的协商效力”（l’ autorite de lachose convenue ou contractee），以从字面上直接区别于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效力。[14]和解合同的取得介于合同法和程序法之间的特殊效力；基于此效力，和解合同呈现出一种混合性质—“起源上的合同性质，效力上的裁判性质”。[15]
三、和解合同的无效事由
和解并非司法裁判行为，只是具有某些裁判行为的属性。和解的特殊效力未改变其合同本质；因此，在和解合同的救济途径上，不是采用适用生效裁判的申请再审救济途径，而是和其他合同一样，采用合同无效救济途径。考虑到和解合同的标的特殊性，导致其合同无效的原因—意思表示的瑕疵，与一般合同无效的理由有所区别：承认因欺诈（dol）或胁迫（violence）引起的瑕疵，排除就损失（lesion）请求的撤销，改革因错误（erreur）引起的瑕疵。
首先，《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法律上的错误（erreur de droit）和损失不能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和解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即当事人自己替代法官，避开严格适用法律，自己确定调整法律形势的规则。他们只有在很清楚自己将要放弃什么的情形下才能被认定为有能力这么做。另外，他们有足够的手段去获取法律的信息。因此，如果当事人自己事先仔细了解法律，法律上的错误便是不可能的；如果当事人没有仔细查询法律，产生的法律上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排除法律上的错误契合和解合同的风险特征。根据其标的，和解是一种风险（aleatoire）合同或对等（commutatif ）合同。在和解中，当事人主动放弃普通的权利主张和对纠纷的裁判认知；如果允许他们以对客观法律的无知要求撤销法律的适用，这是很荒谬的、不符合逻辑的。[16]至于损失的排除，则是因为在和解中当事人的意愿确定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权利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在什么样情形下当事人减少自己的权利主张或弃权是合适的。
其次，《法国民法典》第2053条规定：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erreur defait ）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法国判例对此的解释比较宽松，以便有利于受害一方举证，避免不公平协议的产生。例如，由于实践中肉体上的胁迫很少见，通常为精神上的胁迫，判例将威胁采取法律途径的行为或利用事故受害人或职工的困难处境的乘人之危行为解释为胁迫行为。威胁提起刑事起诉或民事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合法的胁迫（violence légitime ）；一方以提起司法救济途径威胁对方进行和解，判例通常是承认这种威胁行为的合法性，不会因此宣称合同无效。然而，如果当这种威胁手段带来的结果远远超过该方当事人本应获得的利益，这种“过度的优势”（avantages excessifs）将使胁迫的合法性丢失，从而成为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此外，经济上的强制（contrainte économique）也构成胁迫。德巴日（Deparis）先生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他的工作车间遭受一场意外的大火。他和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合同，保险公司支付667,382法郎的赔偿金额，分两次支付。之后，他向大审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给予高于1,000,000法郎的赔偿金额。他声称自己因为当时的财政形势非常困难，迫于此答应和保险公司签订了和解合同。上诉法院认定经济上的强制属于“损失”，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事由。然而，最高法院将经济上的强制认定为“胁迫”，可以成为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和解可以因胁迫而撤销，经济上的强制属于胁迫，而非损失。”[17]
事实的错误包括当事人认定的错误，争议标的的错误，和解标的权利性质的认定错误。对和解标的权利的范围或重要性的错误认识，即合同当事人对损失的程度或数额评估错误，不属于事实的错误，不能以此要求撤销和解合同。实践中，一个错误是定为法律错误还是事实错误，没有彻底明晰的界限。法国法院则利用这种模糊，根据不同情形具体诠释，控制对和解合同的审查。例如，关于外国法律内容认识的错误属于法律上的错误，不能构成撤销和解的理由；尽管外国法的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事实问题。关于国籍的错误也为法律的错误，不能导致和解的撤销；尽管这个错误对继承方面的主观权利（droits subjectifs）的范围构成影响。然而，对于保险人和被投保人、职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判例倾向于扩大事实错误认定的范围，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因此，立法者即便将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限制在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这几个方面，法官却可以通过对这些事由采取或宽或紧的解释，控制法官介入和解合同的范围；实践中的法官多半采取一种宽泛的解释，如此看出法官对和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适用的犹豫，他们总是担心当事人由于力量的不平等而产生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产生。这也是调解等诉外协商解决方式在法国推广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司法会计专业的现状与未来
于 朝
目 录
一、我国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与应用
二、我国司法会计专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解决司法会计专业面临问题的主要对策
四、我国司法会计专业发展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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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与应用
1-1 司法会计一词中，"司法"二字是指诉讼，用来界定司法会计的社会属性是一种诉讼活动；"会计"二字是指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用于明确司法会计活动的内容。
1-2 司法会计，是对司法机关在法律诉讼中，为了查明案情所进行的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等诉讼活动的总称。
1-2-1 司法会计检查，是指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资产进行的司法检查。是一种司法勘验检查的手段。其检查的对象是案件所涉及的财务资料、会计资料和有关财产物资（数量）。诉讼主体主要是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和由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诉讼目的是发现、收集案件线索和相关证据。诉讼结果是查明案情，取得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和司法会计检查笔录。
1-2-1 司法会计鉴定，是指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具有司法会计知识的人员，通过检验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证据，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的司法鉴定。其鉴定的对象的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诉讼主体是由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及其他具备司法会计鉴定资格的技术人员（由于律师诉讼权利的扩大，在实际处理案件时往往也通过会计检查或会计鉴定收集证据）。诉讼的目的是解决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以查明相关的财务会计事实。诉讼结果是查明案情，取得司法会计鉴定结论。
1-3 司法会计作为一种诉讼活动，无论对司法会计专业而言，还是就具体案件而讲，都是产生于侦查审理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需要。所谓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是指案件本身包含财务会计事实的案件和案件本身虽不包含财务会计事实但需要通过检查财务会计业务查明有关事实的案件。
1-3-1 从司法会计专业而言，目前已接触到的文献中，尚未发现建国前有关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记载。但我国唐朝将管理百官俸料、赃赎的比部司置于刑部管辖，宋朝有过延续。这一做法与刑部处理官吏职务犯罪案件需要比部司协助查帐有关尚不得所知。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财务会计技术的应用得到普及，司法机关在查处贪污、投机倒把、偷税等案件中开始出现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等司法会计活动。特别是在侦查审理贪污案件中，为了确认被告人是否贪污公款，往往聘请会计专业人员协助查帐，或将案卷交与会计鉴定人进行审查，就被告人是否贪污公款及贪污数额进行司法会计鉴定。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中期。其中，鉴定人确认贪污数额的做法对后来的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产生过重大的不利影响。１９８５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提议，基层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逐步建立了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门类。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发展，已检察机关的司法会计专业目前开始进入总结提高阶段。全国检察机关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逾千人，每年检案数千件，在提供查帐技术协助和司法会计检验鉴定结论，保障了诉讼的依法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８０年代后期，法院在审理一些民事、行政案件时，也开始委托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进行相关的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去年（９７年）以来，为了便于开展司法会计活动，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也开始酝酿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开展司法会计技术工作。
1-3-2 从具体案件讲，凡是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都有进行相关司法会计活动需要。在刑事案件中，仅案件事实本身就包含着财务会计行为或内容的案件就有１１０多种。如资敌案；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案，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案，违规制造、销售枪支案，非法出租枪支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走私案，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案，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案，金融诈骗案，危害税收征管案，侵犯知识产权案，扰乱市场秩序案；职务侵占案，挪用资金案，挪用特定款物案；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案，非法向外国人出售文物藏品案，倒卖文物案，擅自进口固体废料案，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案，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制造、贩卖淫秽物品案；贪污案，挪用公款案，单位受贿案，对单位行贿案，单位行贿案，私分国有资产案，私分罚没财物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案，国家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案，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案等。在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中，凡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法人或经营单位的，也都会涉及财务会计业务。
1-4 司法会计，在英美法系中多称法庭会计。我国司法会计理论最先是从前苏联引进的。５０年代在引进的前苏联法学理论中，有一分支学科称为《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原理》。当时的政法院系主管部门高等教育部将其列为法律专业课。但由于受司法实践需要的制约，至７０年代末，我国没有人对该学科进行专门的研究。１９８１年７月，司法部在制定法学教学方案时，将司法会计列为选修课。因课程开设的需要，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的个别同志开始涉足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并于８０年代中期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学》或《司法会计》课程。之后，又有一批政法院系的法学教学人员、财经院校的会计教学人员和检察干部介入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９０年至９２年期间，司法会计专业发表出版物达到一个鼎盛时期。
1-4-1 我国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大都是借鉴前苏联的理论体系和直观的归纳司法实践可行的做法。这种研究路线导致司法会计的理论研究出现两大失误：一是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认为司法会计即指司法会计鉴定，将司法会计鉴定归纳为查帐、查物和写鉴定书，这一观念不仅严重制约了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发展，且对立法、司法实践也造成的极为不利的影响；二是，受司法实践中具体做法的误导，将财务会计错误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列入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造成司法实践出现鉴定人超出技术范围出具鉴定结论、相当一部分鉴定结论本应当是有罪证据但出具为无罪证据。例如：我国法学词书中最早对司法会计的词义进行解释的是８４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司法会计鉴定"即运用会计学专业知识，对国家或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中怀疑有贪污行为的财务人员经管的财务帐目进行的一种鉴定。主要解决对财物收支出纳是否平衡，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在财物流转中是否舞弊以及如何舞弊等。"。有些司法会计学或司法鉴定学教科书中，直接将财务会计行为是否系贪污、挪用、偷税、抗税等列为司法会计鉴定解决的问题。
1-4-2 我个人认为，建立司法会计学科体系应当考虑科学性、合法性和可发展性三个方面。在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采用了以诉讼立法精神和刑事侦查学原理为指导，借鉴法医学等学科的立科方法，先进行基本原理的研究后建立实务操作理论的研究路线。通过十一年的业余研究，完成了"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提出了将司法会计从理论上和实务中均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两大分支的"二元"立科思想。在理论体系方面，建立了以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为基本结构的"二元论"理论模式，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分别进行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在理论方面，从学科原理、操作程序、操作方法和实务理论等方面解决了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分科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推行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由案件承办部门和技术部门分别主持，以及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只回答财务会计问题的做法。
1-4-3 从近几年的司法会计专业出版物看，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分别进行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已日趋于成熟，司法会计鉴定专用技术的研究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二、我国司法会计专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2.从我国司法机关诉讼技术专业整体看，司法会计专业目前与法医专业、物证专业已形成鼎立之势，并在诉讼中分别提供着相关技术证据。但从发展角度讲，司法会计专业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司法会计专业或司法会计方向的本科教育，仅在９４年和９７年培养出两名司法会计方向的硕士（其中一位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在我指导完成）。目前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人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在兼职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许多政法院系无法开设司法会计课。从诉讼业务的需要讲，全国至少需配备一万人左右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全国现有在岗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仅千余人。人才缺乏问题，不仅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教学工作带来被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建立司法会计专业地方，司法机关的证据收集活动受到技术方面的限制，有些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司法机关，也出现了因技术力量不足而不便进行司法会计检案或草率检案的情形。
2-2 现有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尚需提高。目前司法机关已配备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主要是从会计、审计等工作岗位选调来的，其专业技术水平大多还处在应付诉讼的阶段。许多技术人员尚缺乏开展司法会计业务所需的法学、司法会计学专业的理论和实践，因而导致司法会计实践中出现违法检案和技术性错检情形。
2-3 司法会计专业技术活动缺少必要的客观环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司法会计专业技术的应用缺乏必要基础。由于大多数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缺乏对司法会计专业一无所知，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对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不送检，或提出不适当的问题要求鉴定人解决，或不会收集检材至使鉴定无法进行等情形。第二，司法会计专业活动缺乏必需的技术标准。从我们集中查阅的一百多份司法会计技术文书所透视出的针对财务会计资料证据便作出鉴定结论、应当验证技术事项出现重要疏漏、结论的论证不严谨等不当做法，足以说明由于检案无章可循，已使一些司法会计检案带有明显的随意性。
2-4 专业技术交流渠道不畅。司法会计学是边缘学科，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及部分地方检察机关不定期进行一些司法会计学术会议外，目前国内唯检察专业刊物和其他少数报刊可接受和发表一些专业性不强的司法会计文章。这与司法会计学科研究的发展需要是极不适应的。一方面，一些司法会计技术人员急需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无处可觅；另一方面，许多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却难以发表和交流。
三、解决司法会计专业面临问题的主要对策
3.我个人认为，解决司法会计专业面临的问题，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 重视司法会计技术理论的研究
由于我国开展司法会计技术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技术对策等方面的研究都与司法实践还有很大的差距。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明显已受到技术理论研究水平的制约。因此，加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已刻不容缓。首先，应当加强注意基本理论的研究，建立较为完善的司法会计理论体系，借以指导具体技术理论的研究。其次，具体技术理论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对检查技术、鉴定技术进行开发性研究方面，不能仅限于对已有经验的总结。
3-2 改进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培训方式
应当改进目前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培训模式。一方面，根据培训目的的不同，将培训分为上岗培训、技术资格培训和强化培训等不同档次；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培训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培训分为专业技术培训和相关专业培训等不同类型。为了适应各类培训的需要，建议中央司法机关与有关机构协调，筹建专门的司法会计培训机构，使司法会计专业培训逐步走上经常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3-3 开展司法会计技术推广和应用活动
司法会计技术包括帐物检查技术、帐务验证技术、鉴别判定技术和证据审查技术等。在法学及相关专业的教学部门和司法机关、律师机构推广司法会计技术是诉讼改革和司法会计专业发展的需要。首先，在办理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应用的司法会计技术，因而所有的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应当掌握一定的司法会计技术，才能适应办案。其次，通过司法会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为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的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政法院系、司法机关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司法会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活动。按照实际应用司法会计技术层次不同，可以将推广对象分为三级：①专业级：即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和司法会计方向的在校生（本科生和研究生）；②业务级：即主管、办理涉及经济案件司法人员和侦查专业的在校生；③普及级：即主管、办理其他诉讼业务的司法人员和法学专业的在校生。
3-4 积极推进司法会计标准化的进程
司法会计标准化，是指司法会计技术标准化组织，针对司法会计活动中具有重复性的技术事项和技术概念，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而进行的一项专门性社会活动。我们认为，为了适应司法会计标准化研究与操作的需要，当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第一，尽快建立司法会计标准化组织，这是进行标准化活动的前提条件。第二，组织人力、物力尽快编纂司法会计引用技术标准，以解燃眉之急。
3-5 建立司法会计学术组织
目前我国的司法会计专业，无论是专业人员数量还是专业技术的应用广度都已初具规模。从加强司法会计技术交流和技术推广的角度看，尽快建立全国性的司法会计学术组织，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个人认为，在建立司法会计学术组织的过程中可考虑采用两条路并行方式进行：一方面，积极与有关学会、协会联络，直接筹建司法会计学会和协会；另一方面，也可先成立司法会计学研究会之类的相对独立学术组织，待时机成熟后再成立学会或协会。
四、我国司法会计专业发展前景展望
4.随着我国诉讼科学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未来的法律诉讼中，司法会计活动将会越来越多，司法会计理论和技术的应用将会在诉讼中普及，司法会计活动也将会置于相关技术标准下统一实施，司法会计专业的建立与发展也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相信，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4-1 从刑事诉讼看，９７年１月１日起，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开始生效。强调以证据定罪、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益的保护，是修正后诉讼法律的一大特色。这在客观上为司法会计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依据和动力。例如，获取有罪证据已被规定为预审的前提条件，在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侦查中，那种先录口供后取财务会计资料证据的做法已被否定，取而代之的将是先进行司法会计检查收集线索和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并对财务会计问题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后，查明有犯罪事实方可进行预审。
4-2 随着经济刑法的不断补充，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类型已成倍增长。这一新的形势给以经济犯罪侦查技术对策为研究对象的司法会计检查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例如，根据原刑法，案件本身包含财务会计事实的案件仅有二十余种，而根据修改后的刑法，此类案件已有一百多种。由于不同的犯罪类型在犯罪手段、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就需要理论上不断地提供新的司法会计检查方法和对策。
《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至第2058条规定了一个特殊的有名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1]它的特殊源于其标的—已产生的争议（contestation）或潜在的、可能产生的争议。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和解合同是指“当事人用以解决已发生的争议或预防争议发生而缔结的合同”。和解合同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查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14世纪的著名评论法学家巴尔托勒（Bartole）宣称：“和解是所有合同中最有用的种类之一。”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之一佩阿马卢（Préameneu）声称“和解将是解决争议的最巧妙手段”。从其属性和标的的性质来看，和解合同处于“程序法和实体法交叉的十字路口”。[2]由于和解合同纳入民法典的规定中，法国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它的研究；这种现象直到法国ADR的发展才得到改变。和解合同作为友好解决争议的一种和平手段，正式纳入法国ADR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和解合同已经从民法中的‘小合同’演变为涉足广泛领域的一种争议解决的和平手段。”[3]为鼓励和解合同的适用，1998年第1163号法律规定：“当和解交易失败后进入诉讼程序，对在和解交易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应当支付报酬。”法律援助的范围推广到和解合同的签订中。随着法国私法学家的论述深入和判例的逐渐补充，和解合同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增设了“相互让步”（concessions réciproques）作为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因此，和解合同应是“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
2002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此条已落实到2010年颁布的《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争议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将合同性质的界定推广到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对民事争议调解后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可以说，此处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与法国和解合同中的“相互让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我国的法律最近也确立了对此类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于该程序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然而，我国确立的司法确认程序中存在许多未决问题，如司法确认程序的法律性质、受理范围、案件管辖、申请方式、条件和期限、审查范围、审理规程、调解协议内容的调整、司法文书形式、撤回申请与程序转换、确认错误的救济。[4]
鉴于和解合同标的的特殊性，法国法律和判例对于该合同的生效条件、法律效力、无效事由、与法官的关系上有着特殊的规定。这些特殊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小心保护当事人合意的真正落实。我国法律将诉外调解协议的性质定义为民事合同可谓一大进步；然而，关于这种特殊合同的具体实施，学者们的探讨则比较少。我们试图通过对《法国民法典》中和解合同适用的研究寻求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
根据1995年2月6日关于发展和解合同以求友好解决争议的通告，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包括：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虽然《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第2款规定“和解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但是，根据法国的有关判例和学术界的论述，书面形式不是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而只是一种有利的证明方式。[5]
（一）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
《法国民法典》第2045条规定：“为进行和解，必须具备处理其涉及标的的能力。”和解是一种涉及对权利的处理行为，所以它要求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如此，已解除监护的未成年人自然享有和解的能力。对于受监护的未成年人或受监护的成年人，他们的和解行为需要得到监护法官（juge des tutelles）的同意；监护人可以在获得家庭委员会（conseil de famille）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代表未成年人进行和解。对于财产受管理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财产管理者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进行和解。受司法监管的成年人可以进行和解，但是其签订的和解合同可以因损失的原因而撤销。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把和解权授予其他人行使。例如，在司法破产管理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单独或在法官委任的管理者的帮助下进行和解；在司法破产清算程序中，得到法官授权的清算人，在传唤债务人后，可以与债权人就相关的争议进行和解。于是，在审查和解合同时，合同签订人是否具备和解权是关键。
（二）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
与其他合同一样，和解合同的标的必须为可交易的事物，并且必须遵守公序良俗的有关规定。法国判例规定，和解合同通常只能处理已产生的权利（droits acquis），而不包括未来的权利（droits futures ）。例如，当事人只能就已确定的抚养费数额，而不能就将来抚养义务产生的数额进行和解。[6]和解合同确定的抚养费数额可以根据事后相关因素的变化增加或减少；相反，有关禁止增加或减少抚养费的规定则是违背公共秩序，将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与保险人或肇事者可以就将来发生的后果（即使是不可预知的）进行和解；但是，任何一方可以在和解合同签订后15日内自由选择撤销该合同；而且，受害人在10年内保留一项权利，可以要求加害人对伤害的恶化要求补充赔偿。这些判例所表明的中心意图就是避免当事人在“不明白”的情形下作出权利的妥协和让步。纠纷解决时，当事人对于未来的权利暂时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可能出于某种不得已的考虑，或者对自己权利所面临的形势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就作出选择；如此，这样的选择本身是不明智的，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
和解合同的范围自身就是一个公共秩序性质的问题。在商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比较宽广，几乎不受限制，除非有特别规定。然而，在民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受到的限制比较多。[7]例如，禁止就涉及身份权的事项（亲子关系、离婚或同居关系的解除、国籍）进行和解，但是因身份权产生的金钱方面的利益除外。下列情形下涉及家庭财产处理的和解合同无效：侵犯继承保留份额的；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试图替代委托遗赠的受益人的；掩盖因无能力接受捐赠的绝对无效事由；试图使因形式欠缺而归之无效的赠与生效的；涉及法律禁止的关于未来遗产分割的协议。在债权和物权方面，和解合同在下列情形下处于无效：以赌博债务为标的的；标的在于约定公务员职位转让的价格的；提前放弃追究他人责任的诉权的；要求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必须在和解签订之日评估的，等等。在社会法（droit social）领域中（包括劳动法、租约法、保险法、消费法），鉴于当事人力量的不平等，判例对于和解合同的适用给予更多的关注，目的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劳动法为例，劳动者一方只能就他被解雇后的后果进行和解；因此，劳资双方的和解合同只能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或者劳动者收到解雇信之后签订，之前签订的和解合同将因违反公共秩序导致绝对无效。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由于法官对公共秩序原则的解释过于宽泛而显得有些狭窄；因此，其适用范围中的公共秩序原则到底应如何界定，也是那些致力于推广和解的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三）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
与古罗马法不同，《法国民法典》中的和解合同，不仅用于解决争议，而且被当事人用以消除他们法律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即使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争议）。这种扩张后的争议范围广泛被罗马一日耳曼法系国家采用。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合同是以争议的存在而展开的？这个问题在司法程序中的和解容易得到解决。在司法程序启动之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现实地呈现出来，和解的标的自然容易判断。司法程序外进行的和解需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区别对待。关于法律事实，如被害人和肇事人或保险人之间就伤害事实所产生的分歧即“争议”。关于法律行为，需要考虑和解合同介入的时间。例如，在买卖合同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就合同标的的有关事项（如价格）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能定为“争议”；因为这时合同未签订，没有产生任何权利，也不能产生任何诉讼（先合同义务除外）。如果双方最后就此达成协议，此协议并非和解合同，而是买卖合同。如果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双方的矛盾意见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争议，成为和解合同的标的。
（四）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
关于此项条件，《法国民法典》没有规定。当时的民法典制定者之一普提也（Potier）采纳了杜马（Domat）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和解，不需要给予什么，也不需要承诺什么”。[8]由此，当事人在和解中不需要进行任何让步，而只是接受也可以。然而，“和解的基础，不是探索理想的正义，而是利益会合的安排。”[9]实践中关于和解的法律都要求：“如果没有任何给予、抑制、承诺，和解不可能发生。”所以，第四项条件可以说是民法典立法者的一个疏漏。于是，随后的判例和学术讨论将该项条件补充到和解合同中。
然而，如何定义“相互让步”？法国判例一直未给予明确的界定，而是留给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最高法院通常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不会具体衡量个案中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的客观相等性；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concession dérisoire）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成为撤销和解合同的条件。[10]1995年2月6日关于和解合同的通告中明确说明：“当事人之间相互作出的让步无须在规模上对等化，但是它们必须具有最起码的可靠性。只有一方单方面做出的对所有事项的让步，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然而，最高法院并不对相互让步的事实进行详细的审查。当没有明显的不平等揭示互相让步的缺失时，和解合同的效力将不会被质疑。不过，行政法官的地位比较严格，因为行政机构从来都不被允许赔偿他不应给付的数额。”在社会法方面，判例特别关注有利于劳动者一方的平衡。所以，它侧重于评估雇主一方的让步的实质性。也就是说，偏向于作出对劳动者的有利解释。
法国法院对和解合同中“相互让步”的界定体现了他们面对和解合同适用的一种犹豫：一方面，他们清楚知道法官对和解合同不宜干预太多，因为和解合同毕竟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如果干预过多，则是以法官恣意取代当事人合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现实中当事人的力量不平等是会导致不公平协议的产生，在合同领域就是如此，绝对的契约自由是不可靠的，法官的介入也是必需的。如此，法官的介入到底应持什么样的尺度？法国最高法院试图给予它的法官们一个指导原则，即注意相互让步是否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一方作出了重要的让步，而另一方仅仅存在“微不足道”的让步。一般人的做法是希望自己在作出让步时，对方能作出对等的让步；即使不是完全对等的，最起码两者的对价相比较不能悬殊太大；一旦悬殊过大时，任何人都可以合理怀疑这种让步是非真实的、并非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应当是受到某种因素的干扰而作出的不得已行为。所以，法国最高法院允许法官在当事人的申请下对此类情形实施干预，否认该合同定义为和解合同的性质。
二、和解合同的法律效力
“相互让步”不是和解合同的成立条件，而只是一个资格条件。因此“相互让步”的欠缺只不过是使合同丧失成为和解合同的特征，但仍保留其作为一般合同的特征。这时就涉及和解合同与一般合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两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为什么要就争议作出相互的让步成立和解合同；此举就是在于追求法律规定的和解合同的特殊效力。从合同效力的引申来看，和解合同具有合同的强制效力。当事人应当遵守他们之间签订的和解合同；否则，他们将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然而，标的的特殊性决定其效力不同于一般合同。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和解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终极的既判力（1’autorité de la chose jugee en dernier ressort）。根据既判力的理论，对于和解合同处理的争议标的，法官将没有权力再予以处理。法官权力受限制的前提是：同一标的、同一原因、同一当事人。和解结束纠纷时便排除当事人就和解标的的起诉权。如果一方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反对和解的既判力，她将面对依据既判力抗辩的同样条件和特征提出的和解抗辩（exception de transaction）。和解抗辩在任何情形下可导致诉讼的不予受理（fin de non-recevoir）。
有学者如此解释《法国民法典》为什么对和解合同使用“既判力”的字眼：民法典第2052条对于和解合同效力的规定，不是来自纠纷事实的真实，而是来自当事人约定不求助于诉讼的合同义务所产生的强制力；该条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可以最终确定他们各自权利的状况，这种“确定”相当于裁判的效力，所以立法者采取“既判力”的说法。[11]和解合同的效力本质源于合同效力，即双方当事人接受合同义务产生的约束力，并非如判决中“法律事实”产生的效力；如此，和解合同的既判力显然与判决的既判力从根源上是不同的。于是，其他法国学者对于民法典采取的和解合同“既判力”说法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容易在司法裁判依附的真实推定和既判力抗辩产生的遵守技术方面导致混乱。[12]他们提出：首先，“终极”（dernier ressort）一词的使用不恰当，因为从字面上看，意味着和解只能依据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程序（pourvoi en cassation）提起，而事实上是和解只能依据针对合同无效的有关法律途径启动。其次，此处的“既判力”也不等同于司法判决的既判力的传统概念，只包含后者的部分解释。根据相关判例，和解的既判力不能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提出，只能由一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或上诉程序中提出；也不能在最高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中提出。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能阻碍欧盟成员国对当事人就该纠纷作出的判决的效力”。[13]根据欧盟法的规定，和解合同在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承认中只具有等同于认证文书的效力。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将第2052条中的“终极的既判力”改为“协商事项的效力”或“合同的协商效力”（l’ autorite de lachose convenue ou contractee），以从字面上直接区别于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效力。[14]和解合同的取得介于合同法和程序法之间的特殊效力；基于此效力，和解合同呈现出一种混合性质—“起源上的合同性质，效力上的裁判性质”。[15]
三、和解合同的无效事由
和解并非司法裁判行为，只是具有某些裁判行为的属性。和解的特殊效力未改变其合同本质；因此，在和解合同的救济途径上，不是采用适用生效裁判的申请再审救济途径，而是和其他合同一样，采用合同无效救济途径。考虑到和解合同的标的特殊性，导致其合同无效的原因—意思表示的瑕疵，与一般合同无效的理由有所区别：承认因欺诈（dol）或胁迫（violence）引起的瑕疵，排除就损失（lesion）请求的撤销，改革因错误（erreur）引起的瑕疵。
首先，《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法律上的错误（erreur de droit）和损失不能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和解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即当事人自己替代法官，避开严格适用法律，自己确定调整法律形势的规则。他们只有在很清楚自己将要放弃什么的情形下才能被认定为有能力这么做。另外，他们有足够的手段去获取法律的信息。因此，如果当事人自己事先仔细了解法律，法律上的错误便是不可能的；如果当事人没有仔细查询法律，产生的法律上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排除法律上的错误契合和解合同的风险特征。根据其标的，和解是一种风险（aleatoire）合同或对等（commutatif ）合同。在和解中，当事人主动放弃普通的权利主张和对纠纷的裁判认知；如果允许他们以对客观法律的无知要求撤销法律的适用，这是很荒谬的、不符合逻辑的。[16]至于损失的排除，则是因为在和解中当事人的意愿确定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权利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在什么样情形下当事人减少自己的权利主张或弃权是合适的。
其次，《法国民法典》第2053条规定：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erreur defait ）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法国判例对此的解释比较宽松，以便有利于受害一方举证，避免不公平协议的产生。例如，由于实践中肉体上的胁迫很少见，通常为精神上的胁迫，判例将威胁采取法律途径的行为或利用事故受害人或职工的困难处境的乘人之危行为解释为胁迫行为。威胁提起刑事起诉或民事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合法的胁迫（violence légitime ）；一方以提起司法救济途径威胁对方进行和解，判例通常是承认这种威胁行为的合法性，不会因此宣称合同无效。然而，如果当这种威胁手段带来的结果远远超过该方当事人本应获得的利益，这种“过度的优势”（avantages excessifs）将使胁迫的合法性丢失，从而成为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此外，经济上的强制（contrainte économique）也构成胁迫。德巴日（Deparis）先生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他的工作车间遭受一场意外的大火。他和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合同，保险公司支付667,382法郎的赔偿金额，分两次支付。之后，他向大审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给予高于1,000,000法郎的赔偿金额。他声称自己因为当时的财政形势非常困难，迫于此答应和保险公司签订了和解合同。上诉法院认定经济上的强制属于“损失”，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事由。然而，最高法院将经济上的强制认定为“胁迫”，可以成为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和解可以因胁迫而撤销，经济上的强制属于胁迫，而非损失。”[17]
事实的错误包括当事人认定的错误，争议标的的错误，和解标的权利性质的认定错误。对和解标的权利的范围或重要性的错误认识，即合同当事人对损失的程度或数额评估错误，不属于事实的错误，不能以此要求撤销和解合同。实践中，一个错误是定为法律错误还是事实错误，没有彻底明晰的界限。法国法院则利用这种模糊，根据不同情形具体诠释，控制对和解合同的审查。例如，关于外国法律内容认识的错误属于法律上的错误，不能构成撤销和解的理由；尽管外国法的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事实问题。关于国籍的错误也为法律的错误，不能导致和解的撤销；尽管这个错误对继承方面的主观权利（droits subjectifs）的范围构成影响。然而，对于保险人和被投保人、职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判例倾向于扩大事实错误认定的范围，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因此，立法者即便将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限制在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这几个方面，法官却可以通过对这些事由采取或宽或紧的解释，控制法官介入和解合同的范围；实践中的法官多半采取一种宽泛的解释，如此看出法官对和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适用的犹豫，他们总是担心当事人由于力量的不平等而产生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产生。这也是调解等诉外协商解决方式在法国推广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司法会计专业的现状与未来
于 朝
目 录
一、我国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与应用
二、我国司法会计专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解决司法会计专业面临问题的主要对策
四、我国司法会计专业发展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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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与应用
1-1 司法会计一词中，"司法"二字是指诉讼，用来界定司法会计的社会属性是一种诉讼活动；"会计"二字是指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用于明确司法会计活动的内容。
1-2 司法会计，是对司法机关在法律诉讼中，为了查明案情所进行的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等诉讼活动的总称。
1-2-1 司法会计检查，是指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资产进行的司法检查。是一种司法勘验检查的手段。其检查的对象是案件所涉及的财务资料、会计资料和有关财产物资（数量）。诉讼主体主要是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和由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诉讼目的是发现、收集案件线索和相关证据。诉讼结果是查明案情，取得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和司法会计检查笔录。
1-2-1 司法会计鉴定，是指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具有司法会计知识的人员，通过检验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证据，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的司法鉴定。其鉴定的对象的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诉讼主体是由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及其他具备司法会计鉴定资格的技术人员（由于律师诉讼权利的扩大，在实际处理案件时往往也通过会计检查或会计鉴定收集证据）。诉讼的目的是解决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问题，以查明相关的财务会计事实。诉讼结果是查明案情，取得司法会计鉴定结论。
1-3 司法会计作为一种诉讼活动，无论对司法会计专业而言，还是就具体案件而讲，都是产生于侦查审理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需要。所谓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是指案件本身包含财务会计事实的案件和案件本身虽不包含财务会计事实但需要通过检查财务会计业务查明有关事实的案件。
1-3-1 从司法会计专业而言，目前已接触到的文献中，尚未发现建国前有关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记载。但我国唐朝将管理百官俸料、赃赎的比部司置于刑部管辖，宋朝有过延续。这一做法与刑部处理官吏职务犯罪案件需要比部司协助查帐有关尚不得所知。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财务会计技术的应用得到普及，司法机关在查处贪污、投机倒把、偷税等案件中开始出现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等司法会计活动。特别是在侦查审理贪污案件中，为了确认被告人是否贪污公款，往往聘请会计专业人员协助查帐，或将案卷交与会计鉴定人进行审查，就被告人是否贪污公款及贪污数额进行司法会计鉴定。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中期。其中，鉴定人确认贪污数额的做法对后来的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产生过重大的不利影响。１９８５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提议，基层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逐步建立了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门类。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发展，已检察机关的司法会计专业目前开始进入总结提高阶段。全国检察机关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逾千人，每年检案数千件，在提供查帐技术协助和司法会计检验鉴定结论，保障了诉讼的依法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８０年代后期，法院在审理一些民事、行政案件时，也开始委托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进行相关的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去年（９７年）以来，为了便于开展司法会计活动，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也开始酝酿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开展司法会计技术工作。
1-3-2 从具体案件讲，凡是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都有进行相关司法会计活动需要。在刑事案件中，仅案件事实本身就包含着财务会计行为或内容的案件就有１１０多种。如资敌案；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案，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案，违规制造、销售枪支案，非法出租枪支案；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走私案，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案，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案，金融诈骗案，危害税收征管案，侵犯知识产权案，扰乱市场秩序案；职务侵占案，挪用资金案，挪用特定款物案；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案，非法向外国人出售文物藏品案，倒卖文物案，擅自进口固体废料案，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非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案，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制造、贩卖淫秽物品案；贪污案，挪用公款案，单位受贿案，对单位行贿案，单位行贿案，私分国有资产案，私分罚没财物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案，国家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案，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案等。在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中，凡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法人或经营单位的，也都会涉及财务会计业务。
1-4 司法会计，在英美法系中多称法庭会计。我国司法会计理论最先是从前苏联引进的。５０年代在引进的前苏联法学理论中，有一分支学科称为《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原理》。当时的政法院系主管部门高等教育部将其列为法律专业课。但由于受司法实践需要的制约，至７０年代末，我国没有人对该学科进行专门的研究。１９８１年７月，司法部在制定法学教学方案时，将司法会计列为选修课。因课程开设的需要，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的个别同志开始涉足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并于８０年代中期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学》或《司法会计》课程。之后，又有一批政法院系的法学教学人员、财经院校的会计教学人员和检察干部介入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９０年至９２年期间，司法会计专业发表出版物达到一个鼎盛时期。
1-4-1 我国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大都是借鉴前苏联的理论体系和直观的归纳司法实践可行的做法。这种研究路线导致司法会计的理论研究出现两大失误：一是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认为司法会计即指司法会计鉴定，将司法会计鉴定归纳为查帐、查物和写鉴定书，这一观念不仅严重制约了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发展，且对立法、司法实践也造成的极为不利的影响；二是，受司法实践中具体做法的误导，将财务会计错误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列入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造成司法实践出现鉴定人超出技术范围出具鉴定结论、相当一部分鉴定结论本应当是有罪证据但出具为无罪证据。例如：我国法学词书中最早对司法会计的词义进行解释的是８４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司法会计鉴定"即运用会计学专业知识，对国家或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中怀疑有贪污行为的财务人员经管的财务帐目进行的一种鉴定。主要解决对财物收支出纳是否平衡，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在财物流转中是否舞弊以及如何舞弊等。"。有些司法会计学或司法鉴定学教科书中，直接将财务会计行为是否系贪污、挪用、偷税、抗税等列为司法会计鉴定解决的问题。
1-4-2 我个人认为，建立司法会计学科体系应当考虑科学性、合法性和可发展性三个方面。在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采用了以诉讼立法精神和刑事侦查学原理为指导，借鉴法医学等学科的立科方法，先进行基本原理的研究后建立实务操作理论的研究路线。通过十一年的业余研究，完成了"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提出了将司法会计从理论上和实务中均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两大分支的"二元"立科思想。在理论体系方面，建立了以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为基本结构的"二元论"理论模式，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分别进行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在理论方面，从学科原理、操作程序、操作方法和实务理论等方面解决了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分科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推行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由案件承办部门和技术部门分别主持，以及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只回答财务会计问题的做法。
1-4-3 从近几年的司法会计专业出版物看，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分别进行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已日趋于成熟，司法会计鉴定专用技术的研究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二、我国司法会计专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2.从我国司法机关诉讼技术专业整体看，司法会计专业目前与法医专业、物证专业已形成鼎立之势，并在诉讼中分别提供着相关技术证据。但从发展角度讲，司法会计专业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司法会计专业或司法会计方向的本科教育，仅在９４年和９７年培养出两名司法会计方向的硕士（其中一位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在我指导完成）。目前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人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在兼职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许多政法院系无法开设司法会计课。从诉讼业务的需要讲，全国至少需配备一万人左右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全国现有在岗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仅千余人。人才缺乏问题，不仅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教学工作带来被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建立司法会计专业地方，司法机关的证据收集活动受到技术方面的限制，有些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司法机关，也出现了因技术力量不足而不便进行司法会计检案或草率检案的情形。
2-2 现有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尚需提高。目前司法机关已配备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主要是从会计、审计等工作岗位选调来的，其专业技术水平大多还处在应付诉讼的阶段。许多技术人员尚缺乏开展司法会计业务所需的法学、司法会计学专业的理论和实践，因而导致司法会计实践中出现违法检案和技术性错检情形。
2-3 司法会计专业技术活动缺少必要的客观环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司法会计专业技术的应用缺乏必要基础。由于大多数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缺乏对司法会计专业一无所知，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对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不送检，或提出不适当的问题要求鉴定人解决，或不会收集检材至使鉴定无法进行等情形。第二，司法会计专业活动缺乏必需的技术标准。从我们集中查阅的一百多份司法会计技术文书所透视出的针对财务会计资料证据便作出鉴定结论、应当验证技术事项出现重要疏漏、结论的论证不严谨等不当做法，足以说明由于检案无章可循，已使一些司法会计检案带有明显的随意性。
2-4 专业技术交流渠道不畅。司法会计学是边缘学科，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及部分地方检察机关不定期进行一些司法会计学术会议外，目前国内唯检察专业刊物和其他少数报刊可接受和发表一些专业性不强的司法会计文章。这与司法会计学科研究的发展需要是极不适应的。一方面，一些司法会计技术人员急需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无处可觅；另一方面，许多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却难以发表和交流。
三、解决司法会计专业面临问题的主要对策
3.我个人认为，解决司法会计专业面临的问题，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 重视司法会计技术理论的研究
由于我国开展司法会计技术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技术对策等方面的研究都与司法实践还有很大的差距。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明显已受到技术理论研究水平的制约。因此，加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已刻不容缓。首先，应当加强注意基本理论的研究，建立较为完善的司法会计理论体系，借以指导具体技术理论的研究。其次，具体技术理论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对检查技术、鉴定技术进行开发性研究方面，不能仅限于对已有经验的总结。
3-2 改进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培训方式
应当改进目前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培训模式。一方面，根据培训目的的不同，将培训分为上岗培训、技术资格培训和强化培训等不同档次；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培训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培训分为专业技术培训和相关专业培训等不同类型。为了适应各类培训的需要，建议中央司法机关与有关机构协调，筹建专门的司法会计培训机构，使司法会计专业培训逐步走上经常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3-3 开展司法会计技术推广和应用活动
司法会计技术包括帐物检查技术、帐务验证技术、鉴别判定技术和证据审查技术等。在法学及相关专业的教学部门和司法机关、律师机构推广司法会计技术是诉讼改革和司法会计专业发展的需要。首先，在办理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应用的司法会计技术，因而所有的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应当掌握一定的司法会计技术，才能适应办案。其次，通过司法会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为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的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政法院系、司法机关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司法会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活动。按照实际应用司法会计技术层次不同，可以将推广对象分为三级：①专业级：即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和司法会计方向的在校生（本科生和研究生）；②业务级：即主管、办理涉及经济案件司法人员和侦查专业的在校生；③普及级：即主管、办理其他诉讼业务的司法人员和法学专业的在校生。
3-4 积极推进司法会计标准化的进程
司法会计标准化，是指司法会计技术标准化组织，针对司法会计活动中具有重复性的技术事项和技术概念，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而进行的一项专门性社会活动。我们认为，为了适应司法会计标准化研究与操作的需要，当前应主要抓好两项工作：第一，尽快建立司法会计标准化组织，这是进行标准化活动的前提条件。第二，组织人力、物力尽快编纂司法会计引用技术标准，以解燃眉之急。
3-5 建立司法会计学术组织
目前我国的司法会计专业，无论是专业人员数量还是专业技术的应用广度都已初具规模。从加强司法会计技术交流和技术推广的角度看，尽快建立全国性的司法会计学术组织，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个人认为，在建立司法会计学术组织的过程中可考虑采用两条路并行方式进行：一方面，积极与有关学会、协会联络，直接筹建司法会计学会和协会；另一方面，也可先成立司法会计学研究会之类的相对独立学术组织，待时机成熟后再成立学会或协会。
四、我国司法会计专业发展前景展望
4.随着我国诉讼科学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未来的法律诉讼中，司法会计活动将会越来越多，司法会计理论和技术的应用将会在诉讼中普及，司法会计活动也将会置于相关技术标准下统一实施，司法会计专业的建立与发展也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相信，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4-1 从刑事诉讼看，９７年１月１日起，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开始生效。强调以证据定罪、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益的保护，是修正后诉讼法律的一大特色。这在客观上为司法会计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依据和动力。例如，获取有罪证据已被规定为预审的前提条件，在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侦查中，那种先录口供后取财务会计资料证据的做法已被否定，取而代之的将是先进行司法会计检查收集线索和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并对财务会计问题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后，查明有犯罪事实方可进行预审。
4-2 随着经济刑法的不断补充，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类型已成倍增长。这一新的形势给以经济犯罪侦查技术对策为研究对象的司法会计检查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例如，根据原刑法，案件本身包含财务会计事实的案件仅有二十余种，而根据修改后的刑法，此类案件已有一百多种。由于不同的犯罪类型在犯罪手段、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就需要理论上不断地提供新的司法会计检查方法和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