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市市属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管理暂行办法(已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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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市属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管理暂行办法(已废止)
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政府
湛府〔2002〕1号
印发《湛江市市属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经济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湛江市市属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管理暂行办法》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二年一月九日
湛江市市属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市属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国家法令法规、上级有关规定和《湛江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与监管方案》（湛发［2001］19号）的有关精神，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市城市建设资产经营公司、市属授权经营企业、市属按原管理体制管理的企业。
本办法所称财务总监，是指市财政局代表市政府派往以上企业履行财务监督职责的人员。
第三条市财政局设财务总监办公室，负责拟订财务总监的管理规章、制度、办法和财务总监人员工作守则等，并监督实施；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对财务总监的考察、任免以及选拔、聘用、委派、培训、考核等管理工作。
第二章任职资格
第四条担任财务总监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熟悉并自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二）遵纪守法，坚持原则，廉洁自律，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三）具有财会专业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有财务、会计、审计和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同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１.现任财政、审计、税务部门正科级３年以上或副科级５年以上；
２.财政、审计、税务以外的其他主管部门现任财务科长职务３年以上，并从事财务管理工作１０年以上；
３.现任企业（集团）总会计师或者财务、审计部长（经理）３年以上；
４.现任大中型建安企业会计师或财务科长（经理）３年以上；
５.从事财政、会计、审计、税务专业教学研究工作，具有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以上职称。
（四）身体健康，能胜任本职岗位工作，上任年龄应在50周岁以下。个别特别优秀或工作特别需要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第五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财务总监：
（一）因贪污、贿赂、侵占挪用国有资产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等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５年；
（二）担任企业财务负责人，并对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而破产清算负有个人责任，自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３年；
（三）担任企业、单位财务负责人，对企业、单位违反财经纪律负有个人责任，被有关部门给予警告以上处分，未逾2年；
（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不宜担任财务总监的人员。
第三章岗位职权与责任
第六条派驻企业的财务总监依法进入企业的董事会，成为董事会成员，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履行财务监督职责，督促企业依法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财务总监不得兼任所驻企业以外的任何实职。企业内审工作可由财务总监协管。
第七条派驻企业的财务总监行驶以下职权：
（一）参加企业董事会议，参与资本经营和财务决策的研究和制定，列席经营班子有关会议，并提出财务管理和财务运作方面的建议；
（二）对企业董事、经理、财会人员在经营过程中执行财经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
（三）对企业财务运行情况和资产变动情况进行监督；
（四）对企业属下全资、控股企业的财务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五）市财政局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八条派驻企业的财务总监承担如下责任：
（一）专职财务总监和财务总监小组按法令法规和有关政策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监管，负责向市政府作出财务监管的专项报告和年度报告。
（二）不按有关规定进行“联签”，以及对企业的违规行为不加劝阻，或者知情不报，甚至主动参与，财务总监承担相应责任或直接责任。
（三）对企业财务报表和报告的真实性、重大决策失误和违犯财经纪律的行为，财务总监承担相应责任或直接责任。
第九条派驻企业的财务总监在任职期间，除协助派驻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财务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各项会计核算基础工作外，同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严守派驻企业的商业秘密；
（二）不得超越职权范围；
（三）不得违规接受企业的馈赠；
（四）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第四章职务任免与管理
第十条向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市城市建设资产经营公司派驻专职财务总监。派驻的专职财务总监由市财政局进行资格审查后提名，市委组织部考察，报市委讨论决定后，由市政府委任，任期3年。对15家（授权经营企业7家，按原管理体制管理企业8家）企业采取财务总监小组形式进行监管，财务总监小组人员由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经贸局抽调，组成若干个小组。财务总监小组人员由市财政局提名报市政府审定。
第十一条专职财务总监的编制按事业编制在市财政局单列2名。
第十二条市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权属企业的财务总监，由市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委派任职，报市财政局备案。
第十三条财务总监实行回避制度，不得派到有直系亲属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总经理或副总经理、财务部长（经理）、审计部长（经理）等重要职务的企业或属下全资、控股企业任职。
第十四条财务总监实行考核评价制度。财务总监每年年终应向市财政局作出述职报告。市财政局每年对财务总监进行定期考核，并作出评价。考核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考核结果作为对财务总监委任、聘用、奖励和处罚的依据。
第十五条财务总监在日常工作中成绩突出，为维护国家利益做出重大贡献的，按政策给予奖励。
第十六条财务总监有以下情况之一，由市财政局提出，并按有关程序予以免职：
（一）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履行财务总监职责或滥用财务总监职责，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委任的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处理；聘用的人员予以解聘；严重失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年度考核为不称职的；
（三）在任职期间患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坚持正常工作达３个月以上的；
（四）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
第五章福利待遇
第十七条专职财务总监任职期间的待遇
（一）基本工资按如下方法确定：派驻企业的人员，由市人事局会同市财政局按事业编制副处级干部工资标准核定；财务总监小组成员，按原工资标准执行；
（二）奖金和补贴由市财政局会同市人事局逐年核定；
（三）医疗、养老等保险待遇按社会保险规定办理；
（四）办公、出差、用车等工作待遇享受所派驻企业领导副职待遇，经费由所派驻企业负责。
第十八条市财政局负责拨付、发放专职财务总监任职期间的工资、奖金、补贴、保险，并列入年度预算安排。
第六章受派驻企业的责任
第十九条企业应当遵循本办法的规定，配合财务总监履行职责，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二十条企业的内审部门、财务部门及有关部门应主动配合财务总监做好工作，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完整、及时。
第二十一条企业要配合市财政局做好对财务总监的考核等管理工作，对财务总监的德、能、勤、绩等情况，应定期向市财政局报告。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二条财务总监的工作守则、考核评价以及有关与企业领导的联签和工作报告等工作制度，由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市属资产经营公司对其全资、控股企业以及各县（市、区）对国（公）有企业派驻财务总监，需要制定管理办法时，可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自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规定（试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规定（试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届第五十九次检察委员会1991年2月21日通过）
一、免予起诉的根据和原则
第一条 为正确行使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权，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已构成犯罪，但依照法律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被告人，可以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是人民检察院终止刑事诉讼的刑事决定，一经公开宣布，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条 对贪污、受贿案件的被告人免予起诉是刑事诉讼中的重大问题，必须实行专人审查、集体讨论、检察委员会决定、分级审批、备案审查的制度。
第四条 免予起诉的贪污、受贿案件，必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
二、免予起诉的条件
第五条 个人贪污、受贿数额不满二千元，构成犯罪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起诉；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条 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五千元，犯罪后具有①自首、②立功、③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情节之一，且无其他从重情节的，可以免予起诉。
第七条 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原则上不能免予起诉。个别需要免予起诉的，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的，同时具备自首、积极退赃、未给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并确有悔改表现的；
（二）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同时具备自首、立功、积极退赃、未给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并确有悔改表现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免予起诉：
（一）案件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
（二）有附带民事诉讼的；
（三）需要判处附加刑的；
（四）犯有数罪，应数罪并罚的；
（五）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由人民法院一并审理更为适宜的；
（六）其他依法不应免予起诉的。
三、免予起诉的审查
第九条 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侦查终结的贪污、受贿案件，需要起诉或者免予起诉的，在侦查终结报告中提出意见，连同案件证据材料移送刑事检察部门审查，赃款、赃物可以列清单附卷移送。
第十条 刑事检察部门审查免予起诉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并告知其享有自行辩护的权利，可以申请回避，提供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和申请重新鉴定。
第十一条 刑事检察部门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严格审查免予起诉案件，必要时可以对主要犯罪证据进行复核。
对主要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被告人被羁押的，应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
第十二条 刑事检察部门对贪污、受贿案件审查终结后，对符合免予起诉条件的，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对需要撤销案件的，由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办理撤案手续。
第十三条 对决定免予起诉的案件，应制作《免予起诉决定书》；对需要报上级检察院审批的免予起诉案件，待批准后制作《免予起诉决定书》。
第十四条 审查免予起诉案件，被告人被羁押的，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半个月；对需要层报上级检察院审批的案件，可以根据情况变更强制措施。
对被告人未被羁押的案件，也应抓紧办理。
四、免予起诉的审批
第十五条 对贪污、受贿案件被告人免予起诉，应严格执行分级审批制度：
（一）个人贪污、受贿不满三千元需要免予起诉的，由基层检察院决定；
（二）个人贪污、受贿三千元以上不满五千元需要免予起诉的，报地、州、市级检察院审批；
（三）个人贪污、受贿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以上需要免予起诉的，层报省级检察院审批；
（四）个人贪污、受贿一万元以上需要免予起诉的，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批。
第十六条 负责层报的检察院和负责审批的检察院在收到报批案件后，均应抓紧审查，并经检察委员会研究提出层报意见或作出批复决定。对上级检察院的批复决定，下级检察院必须执行。
五、免予起诉的公开宣布
第十七条 免予起诉的决定一律公开宣布。
第十八条 公开宣布免予起诉决定，一般应在被告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进行。
公开宣布时，被告人必须到场，并应通知被告人所在单位或居住地基层组织派人参加。
检察长或检察员（代理检察员）宣读《免予起诉决定书》后，可以发表免诉词。
公开宣布免予起诉决定，应制作宣布笔录。
第十九条 上级检察院作出的免予起诉决定，如有必要，可以委托被告人居住地的基层检察院代为公开宣布。被告人居住在外地的，可以委托当地检察院代为公开宣布。
委托公开宣布免予起诉决定，应具函说明委托理由，并附《免予起诉决定书》；受委托单位在收到委托函后，应即进行公开宣布，并在公开宣布后三日内将宣布笔录报送委托的检察院。
第二十条 公开宣布免予起诉决定后，应将《免予起诉决定书》交给被告人，并将副本分别送达本院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和交给被告人所在单位或居住地基层组织。
被告人在押的，应立即释放。
第二十一条 对免予起诉的被告人，可以责令其具结悔过。
六、免予起诉的申诉和复查
第二十二条 被告人不服免予起诉决定，可以依法提出申诉。人民检察院应依法保护被告人的申诉权。
被告人在收到《免予起诉决定书》后七日内提出申诉的，出具免予起诉决定书的检察院应在收到申诉后三日内将申诉状连同案件证据材料移送上一级检察院；被告人直接向上一级检察院提出申诉的，上级检察院应在收到申诉状后的三日内将申诉状副本转下级检察院，调卷审查。
第二十三条 不服免予起诉决定的复查工作，一律由出具免予起诉决定书的检察院的上一级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进行。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认真复查，并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分别不同情况，作出维持原决定、撤销原决定或者指令下级检察院纠正的决定，并将复查结果通知下级检察院和申诉人，下级检察院必须执行。
由上级检察院审批的免予起诉案件，复查后需改变原决定的，应征得原审批的检察院同意。
第二十四条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复查免予起诉案件的期限为一个月，案件特别复杂的不得超过一个半月。
第二十五条 被告人不服免予起诉决定，在收到《免予起诉决定书》后，逾七日提出申诉或者申诉被驳回后继续申诉的，上级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认为确有错误时，应及时调卷复查，如需变更原决定，由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六条 免予起诉申诉案件的其他复查程序，参照高检院有关刑事申诉案件复查程序的规定执行。
七、免予起诉的备案审查
第二十七条 对贪污、受贿案件被告人免予起诉，应严格执行备案审查制度。下级检察院决定免予起诉的案件，应在公开宣布后三日内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备案的材料包括《免予起诉决定书》、《案件审查报告》。
第二十八条 上级检察院应指派专人审查免予起诉备案材料，必要时可调取全案材料，对确有错误的，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撤销原决定或指令下级检察院纠正，下级检察院必须执行。
刑事检察部门审查备案材料，发现错误，被告人又提出申诉的，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复查。
八、附则
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直接侦查的其他案件的免予起诉也要从严掌握，工作程序参照本规定精神办理。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来文件规定中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一例新生儿脑瘫案例引发的伦理学思考
朱晓卓 倪 征 田 侃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210029）
摘要：对脑瘫等有缺陷的新生儿放弃治疗是一种典型的非自愿的被动安乐死，和其他类型相比，这种方式的安乐死有其特殊性，从伦理学分析也是可行的，但如对其进行相关立法，仍需对鉴定缺陷标准的认定、死亡的处置权等加以考虑。
关键词：新生儿、脑瘫、伦理学、安乐死
近几年，荷兰、比利时相继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规定医生必须在严格的规范下才能为病人执行安乐死，执行安乐死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病人必须是在头脑清醒时的自愿性、独立性，显而易见，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是缺乏这个前提的，这也使得对其实行安乐死是有其特殊性的，同时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目前在理论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某市发生的一例新生儿脑瘫所引发的医患官司就很值得我们思考。
一、案情介绍
1994年9月，产妇南某在某职工医院分娩，由于产妇妊娠时间过长，羊水量过少，因胎儿在子宫内已存在缺氧的情况，但院方对此重视不够，未能及时放宽手术指征，以及院方本身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患儿王某娩出后即出现了重度窒息的重危症状，随后患儿即被送至该市儿童医院，该院医生根据患儿的实际病情，判断其预后较差，提出放弃治疗的建议，但是患儿家属予以拒绝，后虽经全力抢救，患儿仍形成了缺氧性脑病、脑萎缩。1995年4月，经过该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医疗差错”。2000年12月，该市中级法院对患儿王某进行法医学鉴定，认为由于患儿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较长时间的缺氧，认定患儿残疾程度达到一级；还认为目前患儿智力极度低下，言语思维功能丧失，并有严重的癫痫症状，对此医院在诊疗中的差错和患儿目前状况存在因果关联。患儿王某家属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职工医院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等共计2百余万元。
二、伦理学分析
新生儿发生脑瘫的因素很复杂，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尚不能给其一个科学合理的完整解释，更不能说用科学的手段、有效的药物从根本上治愈脑瘫。因而新生儿发生脑瘫，即使当时抢救成功使其存活，患儿家属无论是对患儿进行的后续治疗费用，还是患儿今后的生活护理费用，其投入都是巨大的，且从脑瘫患儿的生活质量而言，也是极差的，生命期限也会因此而缩短。因而对有患有诸如脑瘫之类的有缺陷的新生儿放弃治疗（即安乐死），在临床实践中也会时常发生，但是这种行为往往在法律上是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予以保护的，也就说是违法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对于此类有缺陷的新生儿施行安乐死进行伦理学的评价是有其特殊意义的，现就结合此案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安乐死对象的特殊性
随着安乐死研究的深入，对于安乐死对象的界定还未能在理论界形成一致，多数是采取列举式的方法，以举例如界定对象为晚期恶性肿瘤失去治愈机会的患者、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且不可以逆转的患者等等，根据一些国家、地区现行的相关安乐死法规以及理论界的相关看法研究来看，对于安乐死的界定应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客观条件，存在死亡痛苦，且这种痛苦必须是无法忍受，无法医治的；二是主观条件，公民享有安乐死的权利并行使这种权利，即必须经过患者申请，且患者所患疾病医学上证明其无法挽救，方可主动实行安乐死。所以可见，只有具备了“死亡痛苦”这一要件，才能申请安乐死，也只有其中自愿要求安乐死的人，才能成为安乐死的对象，即安乐死对象的认定条件应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统一，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成为安乐死的对象，只有“自愿要求解除死亡”才能成为安乐死对象的共同本质[1]。但用上述两个要件来规定有缺陷的新生儿就不能完全适合了。以此案为例，患儿王某刚出生，从法律角度而言，是不具备行为能力的，而因其脑萎缩，其思维语言能力完全丧失，虽可享有安乐死权利，并不会主动去行使这种权利，这也并不意味着其失去这种权利，所以其主观条件是难以实现的。至于客观条件，患儿王某在娩出后既出现严重的窒息症状，推认为存在死亡痛苦也不一定成立，一方面由于新生儿不能清楚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客观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也因有缺陷的新生儿存在虽无生命危险但有诸如智力低下或无痛感等情况的可能。对于有缺陷的新生儿作为安乐死的对象而言，其本质应和脑死亡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相类似，其关键特点在于不能清楚地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实现这个意愿，而且其重要前提条件是新生儿具有客观存在的不可逆的缺陷。从现代医学科学角度，有缺陷的新生儿的标准是：①不可能度过婴儿期，届时已处于临终状态；②处于不可抢救的疼痛之中，采用直接治疗和长期理疗都不能得到实质性的缓解；③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不可能具有最底限度的人类经验，该新生儿对他人特别是亲人的照料在感情和认知上没有起码的反应能力[2]。可见，新生儿的缺陷和一般意义上的残疾是不能等同的，患儿王某存在缺陷而非残疾，所以有缺陷的新生儿作为安乐死的对象是有其特殊性的。
（2）安乐死类型的简单化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不治之症的垂死病人的生命所采取的临终处置，通常有被动和主动之分。主动安乐死又称积极安乐死，即采取某种措施主动结束现代医学科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并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病人的生命或加速其死亡过程；被动安乐死是指确定无法挽救其生命的病人终止治疗即停止使用维持其生命的现代抢救设备，任其自行死亡，又称“消极安乐死”或“允许死亡”[3]。此外学术界又以是否处于患者本人的意愿作为标准又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以上两种分类方式进行组合，可以有四种类型：自愿主动安乐死、非自愿主动安乐死、自愿被动安乐死、非自愿被动安乐死。
就对有缺陷的新生儿施行的安乐死而言，实际只有一种类型，即非自愿被动安乐死。这种类型安乐死主要针对无行为能力不能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了脑死亡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等。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被动安乐死为非自愿，例如本案中因为患儿王某是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如若当时在儿童医院放弃治疗，即是一种非自愿被动安乐死，而非自愿安乐死不是建立在公民本人意愿上，而是他人意愿上的。生命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对于新生儿实行安乐死无疑是侵犯了其生命权和人身权，这和法律的要求是相违背的；其次，如果新生儿或处于深度昏迷，或是智力极度低下，既可能不存在死亡痛苦，也有可能并非处于无法挽救的濒死状态，像本案患者王某目前的状况，如果保证其继续治疗，其生命还有可能在无死亡痛苦中延续，该患儿本人也不会提出死亡要求（即安乐死），但患儿所存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这些问题应是伦理学理论界值得思考的。
（3）安乐死评价
对于有缺陷的新生儿采取安乐死进行评价，主要涉及三种伦理规范，即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和社会伦理，这三种理论即有重复之处，也不乏冲突的地方，以本案为例，患儿王某如从生命伦理和医学伦理角度而言，生命价值的神圣以及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了尽力去挽救该患儿的生命的重要性，但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出发，对其实行安乐死有利于卫生资源合理公正分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安乐死是属于社会文明的范畴，所以社会伦理的要求更为重要，在实际生活中当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和社会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更要遵守社会伦理规范，就如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如不是从社会伦理的高度进行评价其合理性就难以实行了，也正由于有了社会伦理规范的保证，生命伦理和医学伦理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前行，因此，应当把社会伦理评价放在第一位置，打破单纯局限的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的束缚，才能真正有利于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发展，对于有缺陷的新生儿的评价也应该从社会伦理的高视角出发。
三、立法思考
由于新生儿作为安乐死的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如对其进行相关立法，必须充分考虑其在实行安乐死过程中，虽然是安乐死的主体，却没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利，现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关看法。
（1）鉴定问题
无论是从伦理还是人情的角度出发，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以侵犯的，只要生命存在就存在治好的“希望”或是“可能”，轻易结束一个有缺陷新生儿的生命，无疑也是草菅人命的错误行为，所以对有缺陷的新生儿的认定，必须有严格、具体和科学的统一标准，不仅要和目前的医学科学发展实际相符合，而且在实践操作中也要具有可行性，并对此加以严格的控制和监管。在鉴定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将新生儿的缺陷和残疾加以明确严格的区分，而且必须明确这种缺陷状态是不可以逆转的。另外，对新生儿这种不可以逆转的缺陷，在实践中会出现这种缺陷并不是新生儿一出生就可以显见的，可能必须是存活了一段时间才能予以明确确认，这些都需要在鉴定标准中加以严格界定的，必须有法可依。现有的新生儿的缺陷标准（详见上文）过于笼统，仍需医学上对各种缺陷情况具体明确的予以确定。
（2）安乐死的处置权
由于新生儿无行为能力，更不能通过自己的思维行动或言语表达其安乐死的意愿，所以对于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的处置权就不能掌握在新生儿自己的手中。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无行为能力的人需要确定其监护人，新生儿监护人就是其父母或其直系亲属，有缺陷的新生儿的存活与否直接影响其利益，所以只有是新生儿的监护人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安乐死。但由于这关乎人命，也涉及医学领域中的相关问题，所以新生儿的监护人在实行这个决定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医学上的明确确认，因此对于确认过程中医生的资格、身份，监护人的资格、身份都要有严格的标准予以确定，并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证明人的处置方式，以保护新生儿安乐死的客观、公正、科学，防范以后有可能出现的医患纠纷或者医患官司。
如立法上述两个方面予以明确确认，结合本案例，患儿王某在娩出后经检查得出相关客观指标，符合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的成立要件（即缺陷标准），经医学确认后向患儿监护人（即其父母）提出建议，根据法定要求和程序，最终由王某监护人决定是否对王某实行安乐死，如实行则采取相关医学技术进行。可见，上述程序应该在实践中有其可行性的。
综上所述，对于有不可逆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的思考，是基于医疗资源在伦理学上分析并结合其特殊性进行的。现行的一些国家的安乐死法规主要针对主动安乐死，安乐死的对象是有行为能力且能表达自己安乐死意愿的公民，所以，相对于新生儿安乐死是有其特殊性的。虽然从目前医学科学技术而言，对于任何人实行安乐死都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但技术上的可行，并不意味着伦理上的应该的。科学为我们的行动选择开辟新的可能，但不能直接成为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对于安乐死的研究，尤其是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行安乐死仍然需要理论界的进一步予以探究。
参考文献：
[1] 冯坤、隋卫东《安乐死立法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卫生法制，2002.5 p16
[2] 徐宗良、刘学礼、瞿晓敏《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探索》[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 p257-258
[3] 达庆东《卫生法学纲要》[M]，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3 p257
作者介绍：
朱晓卓 南京中医药大学2002级医药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
EMAIL：：zhuxiaozhuo@sina.com
联系地址：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法学教研室 邮编：210029
倪征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
田侃 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学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