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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4月3日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9年8月26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七章 自治县的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八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云南省管辖区域内回族彝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苗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仁德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
民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充分发挥自治县地处滇东北，靠近昆明、东川、曲靖等城市，交通较为方便，畜牧业、林果业、经济作物、非金属矿藏资源丰富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稳步发展农业，加速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开发和建设山区，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使
各族人民尽快脱贫致富。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党的基本路线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发扬各民族的优良传统，自觉改革妨害民族兴旺和人民致富的陈规陋习。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依法惩处各种刑事罪犯和经济罪犯，依法禁止和取缔一切危害人民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预行政、司法、婚姻等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回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所占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并应当有回族或者彝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局长、主任等组成。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回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不少于三分之一。
自治县的县长由回族或者彝族的公民担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应略高于其人口比例。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基层政权建设，加强基层工作。乡镇政权机关的领导成员，应按照本乡镇民族人口状况，配备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精减机构、转变职能、提高办事效率，面向基层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工作。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努力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接受人民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以权谋私。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分别情况，使用通用的汉语言文字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的院长或者副院长和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应当有回族和彝族的人员，工作人员中应当适当配备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通用的汉语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法律文书使用汉文。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林果业、畜牧业为重点，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协调发展的方针。要适应市场需求，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实行分类指导，加强山区的开发和建设。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农业要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保证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种经营，逐步建立烤烟、油菜等经济作物的商品生产基地。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化改革，建立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工作。要发展专业户，促进社会分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逐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广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复种指数，不断提高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全面规划，加强管理；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
农村的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责任山、自留山、坟山（地）属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承包地、自留地，未经法定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土地应收取荒
芜费，必要时可收回调整。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林业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采取特殊措施和优惠办法，多渠道增加林业投资，提高森林覆盖率。
自治县大力发展以云南松和华山松为主的用材林、以板栗、苹果、核桃为主的经济林，大力营造薪炭林、保护和建设水源涵养林。在统一规划下，鼓励和帮助乡（镇）、村、户举办集体、个体林场，联片造林。加强对林木种植、采伐、加工、运销的指导和服务。农村居民在自留山、自
留地、房前屋后和指定地点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产品自主处理，允许继承和转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严格控制森林的年采伐量。坚持限额凭证采伐和凭证流通，采伐单位和个人要在采伐后一年内完成更新造林任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推广以钢代木、以煤代柴，逐步减少林木的消耗量。
对不宜耕种的陡坡地，要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对植被遭到破坏的山箐沟壑，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加强水土保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依法治林，保护国家、集体、个体发展林业的合法权益。加强对自然保护区、风景林、防护林、水源涵养林、行道树的维护管理。保护野生动物、植物资源，按照国家规定，严格保护珍贵稀有的动物和植物，切实搞好封山育林、严防山林火灾，严禁乱砍滥伐和毁
林开荒。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畜牧业，加速生猪、肉牛、细毛羊和家禽的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
要保护现有草山，建设人工草场。要充实各级畜牧兽医院（站），加强技术指导，实行科学养畜，建立健全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加工、畜产品加工和储存、运销的服务体系，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工业生产要大力开发和利用褐煤、磷矿、硅藻土等资源，积极发展煤化工、磷化工、冶炼、建筑、建材、畜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工业。
自治县要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扶持乡村发展小水电，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火电。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乡镇企业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发展户办、联户办企业和村办、乡（镇）办，以及乡（镇）、村联办的乡镇企业，并分别情况从资金、信贷、税收和物资等方面给予扶持，从信息、流通、技术上提供服务。
乡镇企业要立足于当地资源，着眼于群众致富。根据市场需要，积极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建筑、建材、采矿、手工业、运输和各种服务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在加强对现有公路的改造和养护的同时，在国家扶持下，实行民工建勤、以工代赈、民办公助，加快乡村公路和山区驿道的建设和管理，大力发展民间运输，促进物资交流。
积极发展邮电事业，加速城乡和边远山区邮电通讯网的建设。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商业实行开放式的、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深化改革，要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为发展商品经济服务，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服务。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自治县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享受国家外汇留成的优待，所留外汇由自治机关按国务院的规定安排使用。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城乡建设实行全面规划和统一管理。要逐步将县城建设成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有计划地加强集镇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改善职工、居民和农村的住房条件，对农村住房的建设要合理规划，实行就地改造为主的方针，应当使用原有的宅基地、空闲地、严格控制占用耕地。并在公共设施、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建材生产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在自治县境内的所有企业，要按照国家规定建立防治污染的设施，凡污染环境、危害人民健康的设施，都要作出规划，限期治理，造成损失的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保护自治县的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
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和其它自然资源，自治县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并制定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与外地经济实体合作开发利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兴办企业、事业和开发资源，上级国家机关所属的企业、事业在自治县开发资源的时候，必须与发展当地经济文化事业结合起来，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对他们实行监督。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属于自治县的企业，未经自治机关同意，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要坚持放宽政策、减轻负担、扶持帮助的方针。在制定财政预算时，应增加对贫困乡村经济发展、智力开发的投资，投资增长的比例应高于其他地区投资增长的比例。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实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负责。要坚持资金、技术、物资、信息、人才、管理的综合输入和配套服务，帮助当地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致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帮助贫困乡村兴办经济实体，对贫困户的就业给予优先安排。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生产和经营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政策性亏损给予适当补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解决人畜饮水困难。有计划地改善贫困山区交通条件，建立农贸市场，积极帮助集体、个体发展运销业。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的地方财政，自主调整财政预算，自主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预算过程中，如遇重大灾害和重大政策性减收增支，不能自求平衡时，可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助。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享受国务院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优惠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乡镇一级财政，财政收支管理办法由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费，要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效益。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和挪用；不得抵减正常的经费。民族机动金用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用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财政拨款要有适当的比例，用于教育的财政拨款要逐年增加，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及公用部份逐步增长。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并加强周转金的管理，提高各项投资的经济效益。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追究责任。
自治县财政预算的部份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自主地决定自治县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
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进行教育改革，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分阶段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首先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办好高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重视学前教育，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招收童工。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有计划地在青壮年中扫除文盲。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积极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在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办好寄宿制、半寄宿制小学，在有条件的中学设民族班，办好县民族中学，逐步提高民族教育质量。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对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录取条件适当放宽，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要进行适用技术培训。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小学，根据需要可用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并积极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分级管理，多渠道集资办学、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资办学或助学。积极开展勤工俭学，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办好教师进修学校，鼓励教师在职学习，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外出学习和进修，逐步建设一支稳定的、合格的教师队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地把考核合格的民办教师逐步转为公办教师。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尊师重教，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对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教育事业和双语教学有显著成绩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机构，重点研究和推广粮食、油菜、烤烟、林果业、畜牧业的先进适用技术。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建立和办好技术培训中心和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班，对基层干部、回乡知识青年、退伍军人和专业户进行适用技术培训。要无偿或者低偿地对贫困地区提供技术服务，做好科技扶贫工作。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加强文化设施的建设，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掘、收集和整理民族文物、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保护名胜古迹，编写地方史志。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制定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坚持预防为主，坚持中西医结合，发展民族传统医药，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发展妇幼、老年保健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医务人员。对特别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给予扶持，鼓励集体办医，允许考核合格的个人行医，取缔巫医和不法游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食品卫生的监督工作，依法加强药品管理，取缔假药和劣药。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逐步改善体育设施，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培养体育人才，开展群众性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出生率，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禁止近亲结婚，提高人口素质。

第七章 自治县的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自治县各民族中培养各级干部、各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并特别注意在少数民族和妇女中培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要优先招收回族、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其比例应不低于本民族人口所占的比例。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总额中，自治机关可以确定从农村中招收的比例。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主要在本地招收，并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举办民族干部学校和各种培训班，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培训，并有计划地选送干部职工外出学习和进修，不断提高干部职工队伍的素质。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在自治县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给予优惠待遇。对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晋升，对有重大发明创造和特殊贡献的给予重奖。
在自治县工作的外来干部职工，离休、退休后在乡镇落户的优先安排，到县城居住的给予落户。

第八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检查民族政策和民族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共同维护各民族的团结。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居住在自治县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选拔任用他们的干部，积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县内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三条 每年12月20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自治县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制定必要的实施办法。
本条例的修改应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9年8月26日
机动车损害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高 原

一、 概述
机动车损害是指机动车在使用的过程中给他人人身及财产造成的损害（本文如未做特别说明时均包括此两种损害）。这里的使用既包括动态的运动，也包括某些特殊情况下静态的停止；既包括为了追逐商业利润或者具有明显商业利益的使用，也包括为了自身或有关人员的行动方便而没有商业利益的使用；既包括对机动车享有某些（或某项）权利的人的使用，也包括对机动车根本没有任何合法权利的人的使用；既包括机动车所有人自己的使用，也包括机动车所有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对机动车的使用；既包括自然人的使用，也包括法人、其他组织等的使用，等等。如果机动车并非在使用中造成损害，此时机动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与普通物（建筑物、土地等特殊物除外）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赔偿并无不同，因此不在本文讨论之内。这里的“他人”一般而言是指驾驶人之外的其他人，如果机动车所有人与驾驶者不一致且被该机动车造成人身损害，也应当被视为“他人”而得到保护，只不过在确定责任承担者时如果他自己被确定为责任人时，将会产生自己向自己主张赔偿的现象，从而导致其权利无法得到实现而已，不过不影响他得到第三者强制保险的保护。有人认为，机动车损害赔偿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在“道路”上，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由于各国对“道路”标准的划分并不一致，而且作为高速运动物体的机动车对人的损害的本质并未改变，所以这一要件无法显示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如果读者不会认为我的观点过于偏激，在我看来，机动车产生损害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机动车本身具有高速运动的特性，因为作为一种高速运动的机器，给他人造成损害几乎是必然的，完全避免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不使用机动车。也就是说，机动车致人损害的起源来自于机动车运动具有高度危险的本身，而且他给机动车的使用人（在本文中未做特殊说明时，驾驶人被包括在使用人之内）特别是驾驶人提出了更高的、小心谨慎管理支配和驾驶的义务。一个人不可能不出现失误（亦即法律上的过错），使用者也无法例外，因此，交通事故损害无法避免地将会发生。现在我们除了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外也要对机动车管理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以使机动车事故尽可能少发生。但是如果很不幸出现了机动车事故并给他人造成损害，那么法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对受害人提供充分而及时的保护。
给如此之多的被机动车损害的人进行必要的补偿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行人，而且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过失，但是如果当某个行人的过失违反了交通规章时，他既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也应当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但他不能以身体的健康或者生命作为过错的代价——那些认为只要是行人具有过错机动车就不必承担责任的观点无疑是提倡把这些具有违章行为的行人们都撞伤撞死，这是反人性也是反人类的。但这个观点却是近期很多报刊媒体大肆渲染的一个重点，不能不让人心寒。对机动车损害的人进行补偿不仅是侵权人的事情，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认真考虑和解决的事情。当发现机动车损害是无法避免的时候，我们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来给受害人进行及时、充分而又公平的补偿。至于责任保险的建立由于不是本文所要谈论的内容，本文不予涉及。尽管只要是让更多的人来承担赔偿责任就一定能给受害人更多的赔偿保障，但也不能违背基本的民事责任的承担原则，因为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毕竟也是民事赔偿责任中的一种，没有理由将其予以分离，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对受害人提供充分保护的同时来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我认为这是确定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一个最基本要求。由于我国民法理论及实务中对机动车损害赔偿义务人的确定并没有较多的研究，现行以及以前的法律很不明确，全国各地各级法院各行其是，相同的案情在不同地区的法院的判决结果很有可能不一致甚至差异很大，再加上全国各地法院制订出各个不同的“指导性文件”，直接影响到机动车损害赔偿案件的公正性与公平性，动摇了人民对法律的公平信念，有些甚至严重影响了相关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利，促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一旦因机动车的使用而给他人造成损害，就极有可能会产生赔偿责任问题，但如何确定赔偿责任的主体，的确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解决，无论是在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损害适用过错责任的情形还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为论述方便，以下简称为行人）之间发生损害适用无过失责任的情形，都必须确定让谁来对这些损害负责的问题。下面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二、 其他国家相关规定的简短介绍
（一） 日本。对于机动车损害的赔偿义务人的确定，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详尽而深入的研究，相信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据称日本人为了解决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问题，特别创造了一个“运行供用者”的概念并规定由其承担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但什么是“运行供用者”呢？一般认为就是指“机动车的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归属者”。根据这个概念，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通常把某人（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下同）对发生事故的机动车是否同时具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也就是通常所称的“二元说”。依此说，只有当某人对发生事故时的机动车具有运行支配以及运行利益这两个条件时才能成为“运行供用者”，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这个标准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石田穰的“危险性关联说”、前田达明的“人对物的管理责任说”、伊藤高义所倡导的“保有者管理地位说”、伊藤文夫所倡导的“控制可能性说”、藤冈康宏所提出的“支配管理可能性说”、高崎尚志所提出的“决定可能性说”，等等。[1]尽管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其中一些观点的确有一些道理，也真实地反映了确定机动车赔偿责任主体的复杂性，可以借鉴和参考。
（二） 欧洲一些国家。在德国，通常规定由“保有者”来承担因物对他人产生损害的赔偿责任，当然欧洲各国对这一术语的表述并非一致，如法国法称为监管者、意大利法称为保管者，但是其核心特征是相同的，在我看来仍然是对物具有支配管理以及使用利益这两个方面。[2]这与日本学者的认识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不过与日本不同的是，正是由于欧洲各国对保有者概念描述的差异，也就反映出在确定具体的责任主体上还是存在着不同，判断标准上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例如以对机动车辆使用持续的时间作为判断是否为保有者的一个重要依据，我认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三、 确定赔偿义务人的标准或条件
从日本及欧洲各国对确定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简短说明可以看出，他们大多数是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在实践上似乎并无不当，至少在目前的法学理论研究阶段应该是可行的。机动车辆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动产，在一般情形下由该机动车的所有人来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损害，应该是承担责任的主要主体。由于机动车运行所固有的高度危险性才是损害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且把个人借用也看作是具有运行利益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牵强，也不符合我们对公民道德与文化的基本看法（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任何行为或所有行为都看作是在追逐利益，否则可能会产生道德危机）。特别是世界各国都规定偷盗情况下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机动车辆的所有人可以免责，但免责的原因却不尽相同，从确定某一责任承担主体理论的严密性来讲，也难予以合理解释。所以，我认为必须重新审视和改革现有的确定标准，建立起一个（或一套）能够适用很多情形下确定承担责任主体的标准，以面对不断发展的复杂的法律关系。
我认为，以“运行支配+运行利益”作为确定赔偿义务人的标准在目前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局限性，而且对于某些情形责任的确定显得有些牵强甚至出现明显的错误。例如，当一名执业律师驾驶登记为自己姓名的车辆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如调查取证）发生交通事故而给他人造成损害时，按照日本法学界的基本观点，也应当判决由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该律师事务所是相应的受益人，但该律师事务所并不能直接支配该机动车的使用，也不是该机动车的所有人；同样，在基于同事关系、亲友关系、邻居关系、同学关系等借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产生损害的情况下，如果非要说出借人（亦即所有人）具有明显的“利益”，显然有些牵强。由此看来，以同时具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作为确定机动车损害赔偿义务人的标准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应当予以修正。
作为确定机动车损害赔偿义务人的标准应当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应当在很多情形下能够得到准确的适用。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国内一些同志的观点。梁慧星先生负责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第一千六百一十二条规定了“机动车保有人的责任”，其具体规定如下：“机动车在运行中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机动车的保有者承担民事责任。被盗、被抢劫的机动车在运行中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盗窃、抢劫该机动车的人承担民事责任。”什么是“机动车保有者”呢？该书作者说：“保有人是指机动车的所有人及其他合法地为自己使用机动车辆进行活动的人。”[3]很显然，除了本条规定的例外情形“机动车被盗、被抢劫”者外，其他情形下的机动车所有人都应当为赔偿义务人。我认为这个观点并不正确。例如在保留所有权买卖的情况下，让出卖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当，因为他既不能直接管理和支配该机动车，也没有该机动车任何使用利益。王利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一书，在该草案第一千九百七十四条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的条款，具体内容是：“从事道路交通运输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交通工具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承担民事责任。”[4]我在此不评论该条文中出现的“从事道路交通运输”、“交通工具”等词语的限制是否合适，但是我认为以“所有人或使用人”承担责任并不妥当。按照形式逻辑的理解，“所有人或使用人”包括三种具体的情形，分别为所有人、使用人、所有人和使用人，但是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在什么情形下应当由所有人承担责任、什么情形下应当由使用人承担责任、什么情形下应当由所有人和使用人同时承担责任呢？这些条件最好是能明确，也许作者是希望法学理论界能够给出答案吧。2、在某些情形下，承担责任者并不是所有人，也不是使用人，那么按照本条文的规定就无法承担责任，例如使用非本公司的机动车执行本公司职务行为时给他人造成损害，如果需要确定公司承担责任时，他既不是所有人也不是实际的使用人，因此无法让其承担责任。在徐国栋先生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第1605条规定了“交通事故责任”，具体条文如下：“因交通事故致使他人人身、财产受有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交通工具的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5]很显然该条文的编撰者也考虑到了仅仅以所有人作为赔偿义务主体的局限性。但是这条文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机动车在使用的受益人问题，让受益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我将在下文略作论述。首次，我们也要处理如何确实保护受害者的问题，因为赔偿义务主体的确定对赔偿损失能否实现具有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来平衡这两种利益之间存在的冲突应该是相关民事法律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不容回避。此外，对于何谓“交通工具”也需要法学理论予以相应的确实和解释。
我认为，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确定机动车损害赔偿义务人的标准都无法做到准确，并会影响到有关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如果确定的标准过宽，则可能会使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人承担了不应当承担的责任，损害了他的合法权利；如果过窄，则又可能会使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人逃避责任了的承担，使得受害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充分的保障，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因此，作为确定机动车损害赔偿义务人的标准首先必要作到公平和公正，应当有充分的理由必须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是必须能够予以正确和准确的确定，不能模棱两可，也不能在相同或相类似的案情中出现不同的结果。所以，我建议抛弃上述三种观点所采用的确定标准，而采用由机动车的“管理支配人或者受益人”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似乎可以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并能够基本做出公正、准确而明确的判断。下面我就简单陈述使用“管理支配人或者受益人”作为确定赔偿义务人标准的理由。
通过对德国法律中的“保有者”以及日本法律中的“运行供用者” 两个概念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这两个概念都主要包括着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机动车的实际占有、控制和支配，第二个方面就是对机动车使用所产生的利益的归属。包括这两个方面应当是正确的，我在这篇文章中也会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正如我在本文前面所论述的那样，机动车对人产生损害的根本原因是机动车运行过程中所固有的高度危险性，这个危险可以减少、避免但无法予以根本消除，除非不使用机动车。因此，作为能够控制该机动车危险的人自然应当作为首选的责任承担者。所以不论是从法律上来看还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当然是最能够对机动车进行实际管理、控制和支配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都把机动车的所有人当作是承担损害赔偿义务人的首要主体。这在我国很多地方法院的指导性文件中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明确规定。但是，把机动车所有人作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义务人的同志似乎没有注意到，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大陆法系的国家，都会存在着机动车所有人并不能实际管理、控制和支配机动车的现象，例如在机动车买卖中，如果买受人未能及时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时[6]，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时的损害，尽管出卖人仍然在法律上是该机动车的所有人，但是很明显不能管理、控制和支配该机动车，让他来承担此项民事赔偿责任是不是合理呢（当然，如果原机动车所有人违反了机动车管理的法律规定而需要承担其他责任，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此处略过不予讨论）？还有，在分期付款购买机动车情况下，以及在保留机动车所有权买卖的情况下[7]，也让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很不公平。所以，我不赞同把机动车的所有人作为判断是否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一个标准，而是采用一个比“所有人”更加准确的概念来进行判断，就是采用“管理支配人”作为承担赔偿义务人的一个标准。[8]在现实生活中，除少数特殊情形外，绝大多数情形下的所有人都是管理支配人，因此作为高度危险的控制者，他必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责任。此外，有一些情形下所有人并不能成为管理支配人，例如在机动车被盗窃、抢劫时、机动车买卖未及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时、所有权保留买卖时、分期付款购买机动车时，等等。在这些情形下，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所有人无法对该机动车进行实际的管理、控制与支配，也对该机动车的使用不具有任何利益，让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显然不合适。而且在这些情形下，让实际占有、控制、使用者承担责任则更加具有合理性。例如，甲盗窃了乙的机动车后借给丙使用时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那么甲作为该机动车的实际管理人就应当承担责任（丙作为直接侵权人需要承担责任是当然的了）。其次，我采用“受益人”作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一个依据是因为在某些情形下，尽管需要承担责任的人不是该机动车的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但是他却直接享有该机动车使用的利益，因此让其承担责任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也符合利益和责任相一致的原则。例如在职员驾驶自己的机动车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时，尽管该公司并不是所有人，也不是使用人，但他却是受益人，因此，由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是合理的。
对机动车损害的受害人提供充分、及时的赔偿和补偿是我们建立相关法律制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的和原因。我们不仅需要建立起强制保险等保障体系，也要对在超过保险限额时的责任承担等问题做出更加明确和准确的规定，以方便受害人在受到损害后能够迅速确定赔偿义务人，而不是在起诉后因为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再三变更、追加被告或其他当事人，从而拖延时间无法得到及时的赔偿。如果从这个目的出发，以机动车所有人作为赔偿义务人最容易被确定。但是由于可能会遗漏应当承担责任的当事人，以及会让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承担了不公平的、甚至明显过于严重的责任，使他的利益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陷入严重的债务困境。因此，使我不得不放弃使用这个标准。
此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所提出的以“管理支配人或者受益人”作为确定机动车致人损害赔偿义务人的标准并不是在玩什么文字游戏。我之所以不同意借用日本的“运行供用者”概念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概念必须同时满足“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这两个条件才能构成“运行供用者”的概念，但实际上在一些情形中，根本无法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例如在借用机动车的情形下，很难说出借人具有明显的“运行利益”，那么出借人就不承担吗？例如按照日本法院的判例，在职员使用自己的机动车执行职务时产生的损害，公司会被认为具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从而需要承担运行供用者责任，但是这个“运行支配”不是显得有些牵强吗？等等。因此，我认为，只要是具有“管理支配”或者“受益”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就可以确定他应当承担责任，既可以让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无法逃避责任，也能够让不应承担责任的人免受追究，具有明确的合理性，而且也符合侵权法学的基本理论。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我所指的管理支配或者受益应当具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就是特别强调发生交通事故时该机动车的管理支配者或者利益享有者，而并不是指机动车所有或使用的其他任何时间。

四、 几种具体情形下的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一） 一般情形下机动车损害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正如本文前面所论述那样，在一般情形下，应当由机动车的管理支配人或者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只要具有其中一个条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没有把乘车人或者是被机动车运送的人员作为受益人，因为这样将会无限扩大承担责任主体的范围，而且作为乘车人而言，已经支付了相应的乘车费用，就应当接受运送服务，而不是运送行为本身的直接受益人。
对于机动车的驾驶人及其他直接使用人而言，当然应该对其在使用机动车的过程中产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本文在讨论各种情形下赔偿义务人的确定时都没有再把他们列举进去。但是如果确定机动车的所有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一般情形下都应当由该实际使用人和所有人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外，对于单位职工履行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时，应当由该职工所属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执行雇佣事务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时，雇主应当承担责任。不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当“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在雇佣关系中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并非简短的语言就能论述清楚的，所以本文不对该解释是否正确与合理展开讨论。
（二） 机动车被盗窃、抢劫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机动车被盗窃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我认为应当分为两种情形来分别处理：一、在机动车所有人（包括实际有权使用人等，下同）具有明显过失或重大过失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该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知道自己所有的机动车对社会、对他人具有非常明显的潜在危害，那么他就必须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机动车。例如，机动车所有人将自己的机动车随意停放在公路边后没有锁好车门就离去，导致该机动车被盗窃后产生的损害，该机动车所有人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很明显他具有重大过失，而他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是因为他是一个机动车的管理者，而且他没有尽到管理者的责任。二、在机动车所有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机动车被盗窃后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一般不由该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因为这种情形下该机动车所有人已经无法实际管理该机动车，也无法从盗窃者使用机动车的过程中获得任何利益，而且产生不能实际管理的原因并非其自己的任何过错，而是一些极端非正常因素造成的。例如在机动车停放在车辆保管站被盗窃后所产生的责任，该机动车所有人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在机动车被抢劫的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同前。
（三） 机动车借用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机动车被借用期间对他人产生的损害，机动车所有人一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论是基于同事、家庭、朋友、邻居还是其他关系的借用，都应如此。在这种情形下，所有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是他是该机动车的管理者，因为暂时借给他人使用并不能导致管理义务的转移，尽管所有人此时已经无法直接支配该机动车，但是所有人在借出机动车的时候就必须认识到这一高度危险物可能会给他人造成损害，因此他就应当审查借用人的基本情况（包括驾驶技术，等等），也只有他才有可能有效控制该危险的发生。因此，让他承担责任是合适的。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按照“运行支配+运行利益”的确定标准，虽然判例中也主张要求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责任，但是很难把基于以上关系的借用看作是具有明显的利益，因此显得有些牵强。
（四） 机动车名义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在某些情形下，如果实际拥有机动车所有权的人借用他人的姓名或名称，在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时把此人登记为该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车主，便出现了机动车名义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现象。造成机动车名义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原因是较多的，但可以基本上分为二种类别：一是基于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等关系的无偿借用，二是基于商业经营并收取一定费用的商业借用行为，例如通常所说的机动车挂靠经营。造成前一种情形存在的原因可以说是具有多方面的，例如没有某一地方户籍的人不能拥有当地号牌的机动车，所以只好借用当地人的名称进行机动车注册登记。尽管这种理由看起来似乎有被强迫的味道，并且作为名义所有人无法直接管理支配该机动车，也根本没有享有该机动车任何使用利益。但是作为机动车的名义所有人，完全有权力自主做出是否准予借用自己名称的选择，而且也有义务对该机动车的使用予以管理。这一责任是不言而喻的。随着现在有关政策的逐步放开，以这种理由予以借用可能将不再存在。当然，实际所有人作为管理支配者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是不必再详细论述的。在发生第二种情形的名称借用时，名义所有人应当承担责任几乎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不论借用人收取了多少“管理费用”或者“挂靠费用”，也不论他所收取的费用数额与承担责任之间的比例是如何的小，作为一种商业经营行为，他应当意识到机动车使用中存在的高度危险，那么也就必须承担这种经营风险，并且事实上任何经营都是有风险的。其次，从表面上来看出借的只是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实际上出借的是经营资格，因为有些地方不允许公民个人从事某些类别的公路运输经营，所以必须挂靠到一家有经营资格的企业从事此项经营活动（至于这种经营行为是否应当得到怎样的规范、处理，限于本文主要目的不予详述），或者是有些地方允许公民个人从事公路运输经营，但个人经营者考虑到节省各项费用等原因，而把机动车挂靠到一家企业，达到减少个人支出各项税费的目的。而名义出借人也知道机动车的使用具有高度的危险，所以就必须加强对机动车使用的管理，建立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从而减少和避免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对他人造成的损害。第三，名义所有人尽管只是收取了很少的管理费用，可以说与机动车将产生的风险极不相称，但是也不能说他没有一点利益。而利益的多少在一般侵权责任中可能会有所考虑，但是在这种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中，由于该风险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去考虑利益与风险是否相称的问题。最后，不论是哪一种情形下的借用名义，都将可能会存在名不符名的现象，或许可能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影响到所有权登记制度，甚至是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并不值得默认或提倡。在我看来，似乎很难找到保护这种情形下的出借人的利益的合适理由，而且从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来看，很多发生交通事故的挂靠经营机动车也正是没有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而产生的，因此，机动车名义所有人作为负有对挂靠机动车辆进行管理的人以及部分利益的享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是必须的。
此外，对于有人所说的政府强制挂靠的情形，我在这里有必要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分析。在某些行业，政府为了加强管理，禁止或者限制公民个人从事某类经营，从而把所谓的经营指标拍卖、出让、承包给具有经营资格的企业，由这些企业进行经营。而这些企业在得到指标后，由于对资金、经营风险等方面的考虑，往往又把这些指标分解后转让给欲从事此项经营的公民个人，从而形成挂靠经营关系。在这种挂靠经营关系情形下，被挂靠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理由同前面的论述，这里我就略去。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本来在某类行业中就存在着公民个人经营的现象，政府为了加强管理而“命令”其必须挂靠到一家有资格的企业进行管理，否则取消其经营资格。我在这里不讨论这些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的问题，从这种挂靠的意愿来看，似乎不论是挂靠者还是被挂靠者都有被强迫的意味，再让被挂靠者承担责任似乎颇有些不公。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府如果强制这些经营者必须进行挂靠后经营实际上是在提高其经营条件而已，不论被挂靠者是否为独家经营，他都有权利自由决定是否允许挂靠，而且在挂靠经营时可以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尽量减少损害的发生以及对自己不利的影响（例如加强管理、购买足够的保险等），也可以采用提高收费的方式来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利润。但他不能以强迫挂靠为由要求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因为被挂靠人既是该机动车的管理者也是利益享有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都是应当的和必须的。
（五） 保留机动车所有权买卖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在一些特殊的机动车辆买卖中，如果买受人没有能够一次性付清全部价款，而出卖人又担心买受人无法付款时，通常可以签订合同以保留机动车所有权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约定当买受人把价款全部支付完毕后才能实际得到该机动车的所有权并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这种买卖方式在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即有明确的规定，该条规定为：“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 既然这种买卖方式法律并不予以禁止而是许可，那么在确定责任承担的时候根本不需考虑这种行为应受限制、制裁等因素。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按照所有人承担责任的理论，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尽管出卖人可以从买受人那里得到出卖机动车的价款，但其性质只是出售物品所得到的价款而不是使用机动车的收益，而且他也根本无法对该出卖并交付的机动车进行实际有效的管理。因此，让他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显然很不公正。而买受人作为该机动车的管理支配者，也同时是利益享有者，不论是以危险责任还是报偿责任理论都应当是理所当然的承担责任者。
（六） 分期付款购买机动车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分期付款是一种新的汽车消费信贷形式，不论是从商业、产业的角度还是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分期付款购买机动车时，如同保留所有权买卖一样，此时的出卖人同样只能得到出售机动车的价款而无法享有该机动车的利益，而且该机动车的实际使用、管理和支配都在买受人，因此应当由买受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不能由出卖人承担赔偿责任。
（七） 机动车在修理期间被擅自使用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机动车在修理期间被修理工人擅自使用或者修理工厂擅自借给他人使用等产生的损害，机动车的所有人一般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此时的所有人根本无法管理支配该机动车，而且所有人也不是发生交通事故时使用机动车的受益人。不过，如果修理厂的职员在交还修理后的机动车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机动车所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此时他是受益人。
不过我同时还认为，如果机动车在修理期间被擅自使用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事件较多时可以考虑要求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责任，以迫使机动车所有人和修理厂共同采用必要的措施保证机动车在修理的过程中不会被擅自使用，从而减少和避免该机动车对他人造成损害。如果让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责任时，也可以将他认为是受益人。因为对于整个修理过程而言，机动车所有人都是受益人，毕竟机动车的修理是正常使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和方式。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的这一观点与前面相矛盾，但其实不然，因为机动车在修理期间所有人作为受益人是否及于该机动车被擅自使用时本身就值得去争议。
（八） 机动车在被租赁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机动车的租赁可分为长期的租赁和短期（或临时）的租赁，前者是指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合同（或口头约定）长期租用出租的机动车，承租人支付租金；而临时的租赁则主要表现在使用时间上的短暂性。在这两种租赁形式中，除实际使用人需要承担责任外，所有人（即出租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主要是因为所有人在使用人使用机动车的过程中收取租金，从而享有使用机动车的利益。至于享有利益的多少，可以不予考虑。
（九） 城市出租车使用时损害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对于城市出租汽车而言，不论是采用挂靠形式、承包形式、合伙形式还是其他形式，作为机动车注册登记所有人的出租车公司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因比较清楚，出租汽车公司是最能实现对这些出租汽车进行管理的人（或单位），而且也在收取挂靠费、承包费及其他费用时享有机动车使用的收益，承担责任应无异议。
（十） 机动车抵押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尽管按照我国担保法第三十四的规定，以机动车作为担保时可以用“抵押”的方式，但在实际上这种方式并不能给抵押权人提供充分的保护，主要原因就是抵押人完全可以把该抵押的机动车出卖给他人，出卖人和买受人都不办理转移登记手续，导致抵押权人无法实际实现其抵押权，根本无法起到担保债权的作用。在目前阶段，也许是由于机动车管理部门管理技术的落后或管理措施不得力，或者是其他原因，有一些机动车没有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甚至没有缴纳养路费仍然在公路上行驶，造成一些机动车所有人在发生需要登记的行为时根本不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所以在实践中就会有些人如果以机动车作为担保财产时，担保权人就要求债务人将机动车停放在担保权人那里，以此作为抵押方可接受（实际上类似于质押）。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抵押权人擅自使用该机动车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我认为该机动车所有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机动车所有人在这种情形下仍为该机动车的当然管理者，那么当他把该机动车作为抵押物交给抵押权人时，他就应当非常清楚地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损害及后果，从而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该机动车不会被擅自使用。而且抵押作为机动车使用的一种特殊方式， 机动车所有人从中取得了相应的利益，因此，让机动车所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非没有合适的依据。
（十一） 机动车被行政机关或其他机关暂扣时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如果机动车在使用的过程中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被暂扣后又被擅自使用所产生的损害，机动车所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因是该机动车被暂扣并非机动车所有人的主动行为，而是被迫的行为，在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下，他对该机动车根本无法进行管理支配，而且属于一种不利益状态，因此，应当由实际使用者承担责任，而不必由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